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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安插坐探,鼓动告密:中共治世要诀
帖子发表于 : 2017-10-31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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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插坐探,鼓动告密:中共治世要诀
作者:吴庸

《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后读者大为惊讶,黄苗子竟然是安在聂身旁的坐探,吴祖光、钟敬文等据说也曾是聂的告密者,对此有人持质疑态度。此波未平,章诒和女士《卧底》一文又暴出冯亦代曾是打入章伯钧家中的卧底者,有冯亦代出版的《悔余日录》为证。但还是有人不相信,理由是:“现在评判这段历史还太早,现在去理解这段历史更谈不上”,“因为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叶匡政,博克中国2009年4月2日)因“历史复杂”就置于一旁似觉消极,何不对“这段历史”试探着去作些了解呢?说不定在试探中会找到一点“理解”的线索、理出一点“理解”的头绪。

中共利用坐探卧底的历史相当悠久。1924年前后,著名报人邵飘萍就由李大钊、罗章龙发展为特别党员,成为中共在北方报系坐探。1929年,经历复杂的杨度由周恩来发展为特别党员,成为中共在青红帮等复杂社会层面的坐探。中共安插坐探的区界相当广泛。军界头目(如张学良)、政界名人(如刘少白)、财界大款(如赖昌星)、宗教领袖(如包尔汉),都是发展坐探的目标。打入汪精卫特工系统李一群的“七十六号”,又打入日寇文化机构的关露,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成为亚洲部负责人,专攻亚洲国家情报监督和交换的金无怠,对中共都立了功。看来,在利用坐探方面,这个党是有丰富经历的。

国共对峙是中共发展坐探的紧要时期,打入对方党政要害部门的坐探为数不少,其要者有: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愧、国防部参谋次长白石、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庚、傅作义机要秘书阎又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等等。国共内战,国民党重要军事部署尚未下达,其细节有时就被中共高层得悉,国军为此吃亏甚大。钱壮飞卧底,截获中央特科顾顺章被捕叛变消息,才使潜伏于上海的中共高层免被一网打尽。此外,张露萍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在这个最森严、最机密处架设了“红色电台”,截获大量重要情报转往延安。沈安娜打入最高层,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速记员,人称蒋介石身边女共谍,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详情乃至蒋秘密召见军政要人重要讲话尽为中共所获。更突出的是,人称“孤胆英雄”的袁殊,只身打入中统、军统、青帮、日伪,获取多方面情报;他曾是汪精卫党的中宣部副部长,曾将中共特工负责人潘汉年介绍给日本驻华特务机构“梅花堂”,双方建立联系,互换情报。最吊诡的是,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杨虎城,他的夫人谢葆真是经中共批准与之结婚的地下党员。由此,你不能不佩服中共安插坐探搜集情报、控制对方之绝妙,真可说出神入化。从这些史料看黄苗子解读聂绀弩诗作、冯亦代苦苦逢迎章伯钧,即使情节属实,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国共对峙,政治上的中间势力是双方争夺的对象。这方面,中共善于利用坐探打入中间党派,比国民党技高一筹。民盟最具威望的领袖是张澜,他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不赞成共产党的暴力。张澜次子张崿是中共旅德支部书记,为“共产国际”服务,中共中央知道后电召回国,派至张澜身边工作,张崿病逝后又调他的女儿中共党员张茂延到他身边工作。派遣的意义是很显然的。由此再进一步,就是周恩来与张澜商定:两党在重大问题上要协商一致。看起来是平等的协议,实际上却是把民盟拴在中共战车上,凡周不同意的措施就不能单独提出,民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也就损失大半,这也有事实为证。中共还派若干成员隐瞒党员身份打入民盟,占领关键岗位。 1957年的6月6日6教授会议就是由这些中共秘密党员安排的。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秘密党员)嘱咐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若强(秘密党员)与会,要他不作记录,然后凭记忆整理每人谈话内容。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秘密党员)于会议开始时借故躲避。这样,6教授即可海阔天空,任由所言。曾昭抡说,形势“一触即发”;钱伟长说,学生“期待教授们站出来说话”;费孝通说,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陶大镛说,一位老教授反映,“现在的情形是 ‘五四’以来所没有的”;黄药眠说,北京对知识分子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些谈话记录为毛泽东提供了把柄,他在《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概括为“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安插到民盟中的坐探所起的作用由此一目了然。中共当权者就是这样,把中间势力民主同盟一步步夺到手中,又一步步将它推上悬崖。只有如此,一党执政才能坐稳。

除了派遣坐探,当局还鼓动人们告密。千方百计了解私下议论,想尽办法窥视别人所思,是中共的特殊嗜好。在权力所及的范围,任何有悖于官方标准的私下议论都被看作“自由化”而在扫荡之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记录了两个女干部边走边谈的私下议论:“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同志还不也是这样!”私下表示不满是不允许的。延安时期大规模消灭“小广播”,就是扑杀私下议论的证明。当时提出反对“串门子,爱打听”,反对“讲温情,论友谊”,反对“传播小道消息”。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作消灭“小广播”的后盾。要求人人检举,个个揭发,填写“小广播表”,汇总上报,由此形成告密高潮,震慑了思想自由化倾向。告密成了靠拢组织、表现积极的特征,成了打压异见、消除反抗的有力手段。

处于散漫形态的告密一旦规范化、制度化,告密者就固定为统一称呼:线人。公安与国安系统利用线人作外围,搜集以公务身份难于得到的情报。线人的任务是打入某群体或接近某个人,将其言行如实汇报。这种线人有一定的活动经费,也有不等的报酬。从当前看,公安、国安系统的线人在大城市分为3个层次,初级线人可达数千人,中级线人可达几百人,高级线人则有专人与之牵线,可完成特殊侦察业务。此外,大专院校还在学生中发展信息员(即线人),负责汇报师生异常情况,也是有酬制。信息员提供的异见、异动为单位党的核心与保卫处掌握,作为对师生采取威胁、压制措施的依据。可以说,中共对社会的控制,线人成了不可缺少的力量。

这里所说“对社会的控制”,主要的凭借就是“专政”,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述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精确的表述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把专政矛头明确对准“思想文化领域”,表示专政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表现为反胡适、反胡风、反 “右派”、反修,也表现为批“自由化”、批“精神污染”,直到现在的抓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禁书、禁报、禁访、禁结社。线人成为这种专政的神经末梢,完成着帮助当局禁锢思想的任务。试举一例:1998年北师大有些学生成立读书会,会员轮流讲述读书心得,时而聘请李慎之、茅于轼、刘军宁作报告,引起公安与国安注意,派遣线人李宇宙打入,刺探情况。后来,学生成立“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搞农村社会调查,义务执教农民工子弟。2000年5月,“ 新青年学会”成立,宗旨是: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为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中国奋斗。江泽民和罗干把这样的探索改革的组织视为异端,作为打击重点予以批示。因此,2001年3月新青年学会骨干被一网收拢。学会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8到10年徒刑。这中间,李宇宙的卧底起了重大作用,国安部官员因此请李宇宙到云南旅游,并勉励他再干一年可放到海外活动。线人对扶助当局加紧意识形态控制、禁止结社自由方面所起作用从这个案例可以得到证明。

中共的“专政”理念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实施,导致无数冤假错案。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编辑的《知识分子工作手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揭示,1978至1987年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680多万件,又据宋任穷1981年提供的数据,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约1000万(《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150页)。如此算来,知识界100人中约有68人曾被视为牛鬼蛇神而遭受非人待遇,即知识分子的2/3是在各种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其中形形色色的告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告密,简直成了夫妻、父子、朋友、故旧之间难以逃脱的命运。由此可见,当权者统治的严酷迫使人人自危,争相自白。这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细思量,起码愧对那些占知识层2/3的受苦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人之所以为“人”,重要标志就是具有必要的气节,《正气歌》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如果不讲必要的气节,何以区分人品之优劣?

从中共内部看,告密是其相互争权的手段。党内权斗不止,相互告密拆台就愈演愈烈。反AB团、反社民党、反改组派,抓起来刑讯逼供,迫使告密,越供越多,无情杀戮,这样的血腥历史皆源于权斗。再看,“文革”初毛林勾结,迫使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从3楼跳下,寻求自绝。此事就是起于告密:林彪委托叶群向毛透露重要机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揭发罗瑞卿请刘亚楼传话,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一切由罗去管”。罗因此被罢官。此次权斗真相扑朔迷离,史家至今争讼不已,但它始于告密则是确定无疑的。告密风使党内关系压抑,说话特别谨慎,稍一放开,追查起来就不得了。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一书记载的关于“斯大林晚年”问题就生动地说明党内控制的严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逼交代(即告密)说,彭德怀讲毛在常委会一人说了算,还讲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黄克诚则交代,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追问:是谁?黄答:李锐。但李锐捫心自问,确实没说过。他记得在黄克诚房间,周小舟说了一句斯大林晚年的话,李锐附上一句“他不能一手遮天”。这时,陈正人马上到周小舟所在组质问:黄克诚已交代,你说过斯大林晚年的话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我心地坦然。他承认党有分裂的危险。后来,斗争彭德怀,彭交代:主席是斯大林晚年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还交代:张闻天在庐山3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晚年,讲过独裁。到底谁讲过此话,争执不下。这时,李锐单独找薄一波谈话,表示愿独自承担责任,作检讨,薄同意。但陶铸不依不饶,会上又点田家英也有斯大林晚年的言论,林彪则说,这种恶毒攻击甚于罗隆基、陈铭枢等右派分子言论。在毛的专横独霸的权威震慑下,这个党只能以相互揭发、相互告密而求得表面的一致。

作了以上几点回顾,是否可以认为:安插坐探,鼓动告密,是中共治世要诀。这一认识,对分析黄苗子问题、冯亦代问题是否有些许启发?

--原载:《观察》,20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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