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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毛泽东时代如何清除邪教势力
帖子发表于 : 2017-10-31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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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如何清除邪教势力
作者:孙惠强


  取缔一贯道行动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对于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民警还发现,北京城郊区充斥着一千多个一贯道中层等级以上的道坛,道徒和道亲在自家自行设的小型道坛则难以计数,道徒达到了20余万人,是北平地区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于是,民警们开始研究起一贯道来。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凯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子齐、军阀唐天喜等。

  仅六年的时间,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1936年,见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人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人道求安。

  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

  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

  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
  二

  摸清了一贯道的反动发迹史后,刚刚上任的公安部长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央认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要等待成熟的时机,农村必须在土改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进行。

  为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调查一贯道的罪恶行径,为国家制订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调查组的民警们虽然知晓了一贯道的反动历史,但还是不明白一贯道究竟用什么方式能虏住那么多道徒和道亲的心。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曾给道长张五福当过8年“天才”的高永周最近偷偷从保定返回北平,藏匿在城内西河沿8号。调查组立即意识到,高永周可能成为揭开一贯道肮脏黑幕的突破口。8月26日,高永周被请到了派出所,经过公安干警的启发教育,高永周表示愿意配合政府搞清楚北平市一贯道的情况。

  随着高永周的回忆交代,调查组眼前出现了一张庞大复杂如蜘蛛网的北京市一贯道组织分布图: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张五福的住地,由他控制着。总坛下设了成百上千个分坛和家坛,每个坛都设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抗战期间,因为发展太快,张五福感觉难以掌控,于是重新排序,把全市道坛按照“七善”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和“廉”七大坛。每个大坛设一个“善长”,并且配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在内的“一套班子”。“善长”负责管理下一层的道坛。“七善”又被划成八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一名“代表”。这样,七个“善长”和八大中心“代表”帮助张五福掌管全市的道务。

  在高永周揭露一贯道的真实内幕前,调查组的民警们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大胆推测,一贯道不过是利用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深厚迷信思想生存而已。但是,高永周的揭发却让大家惊愕不已,一贯道比他们想象的要罪恶和肮脏得多。高永周对一贯道的揭露刊登在195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原文是:我是18岁入的道,因为我还机灵,所以一贯道天津的一个头子刘新泉便教我练“天才”,整天背“经书”,学着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辙,拿着木棍在沙盘上练写行书,并且不许出房门一步,怕我向别人说。但主要的还是教我怎样和“点传师”串通一气,在“扶乩”时见机行事,以使人们相信。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词,而且与求神的人们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会有假。其实,“点传师”早就暗示给我求神的是什么人,因此,我闭上眼睛编出来的“坛训”,大致都能合情,合理。为什么“坛训”都能合辙押韵呢?那是因为练得熟悉了的缘故。像道徒入道时烧“表文”以前,我便从“表文”上看到了入道人的姓名等等,到“扶乩”时,我便把他们的名字编到“神训”里,不知底细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便上了当。如果临时来不及了解,我便凭着经验把话编得模糊一些,这叫隐语,目的不外是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便叫他们“舍身办道”。这些年来,道徒们在“开坛”、“立班”、“渡仙”“超拔”时。这套鬼把戏蒙住的可多了。由于没有止境的“行功”、“献心”,而把家产钱财献光了的数也数不清。有时,“天才”还伪装某某“神”借我的身子,这叫做“借壳”,装神弄鬼,自称什么“济公活佛”、“白凤大仙”之类,欺骗无知道徒……

  一贯道训称:人有十条罪,劝一人人道可立一功,赎一罪,多立功,多赎罪,人道者要劝亲友人道,道徒不劝道就是心不诚。这听起来多少有些像是当今的传销和卖保险,先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拉下水。

  一贯道的大小坛主多是城镇富豪、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等,为了多“渡人”,他们散布“人道避灾免祸”、“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谎言,并利用手中权势强迫群众人道。

  道徒们一人道便成为敛财的对象,“人道费”、“功德费”、“行功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费用五花八门。仅人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就合十几斤白面。当时北平市共有20多万道徒,“功德费”聚合起来就有5万袋白面,大多落人少数道首账下。


  三

  在调查组的工作快速推进的时候,张五福也似乎察觉了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决心。

  1949年4月的一天,张五福在王府井大街德丰西服店楼上秘密集会时说:“天时紧急,我将不出面了,以后道中事务统由王钟麟负责,单线传道。”又以“师母”孙素珍的名义发布“防魔考”,要求道徒“不忘宏愿忍辱待时”,遇考时要“咬紧牙关,虚虚实实,只承认错误,不承认罪恶。”

  此时,仓惶出逃的孙素珍由四川潜回北京筹措活动经费。在北新桥头条28号其秘密落脚处召集北京主要道首开会,指派王钟麟、马书鲁等五人为核心小组。并在全市各坛搞“渡大仙”活动,先后渡了“杨六郎”、“白凤仙”等“神仙”73名,骗取黄金730两。

  “渡大仙”活动中,孙素珍和张五福以“喻、训、条”的形式,通过王钟麟等人向城郊各坛发指令,传播谣言,“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

  孙素珍的返京,使一度悲观的一贯道似又重新打起了精神,虽然不敢在城区明着活动,就躲在京郊暗中对抗政府。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孙素珍传出“母训”,不许道徒人农会,对抗农村土地改革。一些坛主强迫道徒退还分得的土地,散布说:“种地是瞎费力气,将来收粮是八路军的”、“秋后要实行二次土改。”一贯道散布的谣言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西郊的道首炮制了“黑龙大侠舍圣水给人治病”的谣言,使许多农民放下农活,成群结队到山里取“圣水”。这年的雨水大。一贯道造谣说是“天意不顺”,雨水冲刷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一贯道说:“石狮子流泪,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产党也长不了。”

  正当调查组到处取证的时候,一贯道又放出了谣言:“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这则谣言一时传遍北京城,每天傍晚的时候,大人小孩儿纷纷拥向鼓楼,观看鼓楼顶上的烟气升腾、弥漫,北京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闻讯而来看究竟。一时间,鼓楼附近人满为患,交通严重堵塞。

  为了弄清真相,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刘坚夫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看看鼓楼顶上什么东西在冒烟。可是鼓楼太高,向外延伸的飞檐也阻碍了消防员的努力。刘坚夫又去找北京的几家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私人营造厂心里没底,不敢接这个活儿。这期间,谣言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和市民众教育馆青年干部铁军以及记者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经昆虫专家鉴定,这种喜欢扎堆儿的飞虫学名叫摇蚁,产于不流动的水中,喜欢在建筑物顶端聚集。民警把鼓楼顶的摇蚁捕来展示在鼓楼下让群众观看。《北京日报》也专门发表文章说明。谣言被戳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了,美蒋军要来北京,八路军要完了”等言论。在一贯道散发的反革命传单中,公然号召道徒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权,要道徒们“联成一气,同心共胆,能文的用文,能武的用武,合群合力,然后再拿出金刚手段……”孙素珍还给道徒们封官许愿:一贯道的首领即是将来的真主,点传师都将任县长以上职位。张五福则抛出一篇名为《指路灯》的秘密铅印件,指示各坛“当进则进,当牺牲则牺牲”。在此煽动下,有的道首号召道徒不惜以武力对抗人民民主专政的打击,一些坛主还组织道徒练武,购买枪刀等,只待道长一声令下,进行武装暴乱,梦想复辟。

  此时的一贯道已经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了,取缔它已成必然。

  1950年10月10日,随着“双十指示”的发出,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四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布告。《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

  行动是以严格“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的,逮捕的都是点传师以上的少数重要分子和有政治破坏活动、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道主。对于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的受骗上当人员只做登记处理,而对一般的道徒,他们多半是因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人道的,只要其声明脱离一贯道,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经与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断,并能勇敢地揭发毒害自己的反动道首,检举披着“仙佛”、“师尊”外衣的特务分子,揭露其各种奸谋,协助政府肃清一贯道的,则会受到政府的奖励。

  由于统一行动事先做了深入调查。准备充分,行动迅速,除了大道首孙素珍、张五福潜逃外,包括重要道首王钟麟、米国权等人在内的主要成员都落网了。行动中还搜出大量反动罪证,其中有国民党党旗,美国国旗,日伪和国民党特务证件,潜藏活动计划,反动乩语和谣言底稿,手枪、刺刀、短剑以及埋在地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条、银元等。

  各公安分局在管区内设立登记点,抽调干部组成登记小组,负责对一贯道道徒等进行登记、谈话和收缴证物等工作。但是,登记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些道徒受“应付魔考十九条”的毒害和影响,并不来登记点登记,有人犹豫观望,有人外出避风,也有人表现惊慌,还有抱着敌对情绪的。

  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揭露一贯道的罪行,报刊重点刊登一贯道罪行的资料,比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乩真相》等等,以提高群众对一贯道的认识。各公安分局和各区工作组深入街道、村庄、工矿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揭发控诉一贯道罪行,推动登记退道工作的开展。外五区还召开片会、院落会,一些觉悟了的登记人员在会上揭发一贯道内幕,道徒方知上当受骗,纷纷退道。外五公安分局把逃至通县藏匿的大道首张承忠逮捕归案,押解到天桥小桃同戏院和吉祥戏院召开控诉大会,激起了道徒对一贯道的仇恨,当场要求登记坦白和声明退道者不计其数。

  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人们看到了一贯道长期勒索欺诈所得的数不尽的财物、金砖银元、玉器古玩,还有大烟具、刀枪剑戟等等。一个多月的时间,参观人数达到了26万,中央领导和一些国家的使节等也参观了展览。罪证展中由悔过的一贯道坛主、三才当众表演的“扶鸾请仙”等骗局,很多道徒感到过去被愚弄了。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经过这场斗争,北京的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彻底摧毁。一位外国记者撰文说:“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又一扫帚把一贯道扫光了,真厉害!”(《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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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解放初期上海如何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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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上海如何禁毒
作者:黄臻睿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受毒品祸害最深的国家。而上海曾是制贩运毒的主要口岸和转运站、集散地,进口鸦片货值居全国各口岸之首。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上海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禁毒群众运动,把乌烟瘴气的百年沉疴彻底清除。

  毒品交易大本营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上海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通商口岸。从此,上海逐渐成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中心。据统计,在1843年5月至11月的6个多月内,通过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例》,承认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称作“洋药”,交纳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从此,上海的吸贩毒活动更加猖獗。1872年,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有“上海烟馆甲天下”之称。

  外国毒品商人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人民头上攫取大量钱财,获得巨额利润。以1849年为例,这年中国经由上海输往国外的全部出口货的总值是843149元,数目却只及同年上海进口鸦片货值的62.6%。也就是说,经由上海运销国外的丝、茶和土特产,不仅换回的全部是鸦片,而且其价值只能抵输入鸦片价值的62.6%,其余37.4%要以白银去支付。

  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统治以后,烟毒的流行泛滥并无改观。上海不仅鸦片充斥市场,而且用鸦片提炼的海洛因制品红珠子、白珠子等烟毒品种,由英国和日本商人源源不断贩运来沪,风行一时。在军阀混战时代,上海鸦片更加泛滥。1919年,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委派何丰林任淞沪护军使,伙同江苏省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霸占上海鸦片烟土市场。1922年11月,徐国梁拉拢上海最大的烟土商,集资1000万元,合股设立聚丰贸易公司,贩运鸦片。1924年9月,江浙两省军阀为了争夺上海的烟土倾销地盘和贩卖鸦片的财富而爆发战争,有人称之为“国内的鸦片战争”。

  上海的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依靠在法租界从事贩毒起家。他们以巨款贿赂警务人员,为烟土买卖取得保护伞。当公共租界声言禁烟时,法租界公董局乘机拉拢烟商到法租界落脚,以此获取巨额烟税收入。于是,法租界迅速成为上海鸦片贸易中心。1923年,杜月笙要求法国领事甘格林准予烟土公卖,征收烟税,还成立烟枪捐公司,收购烟枪执照费,凡是上海经销的烟土,均由他支配。法租界设有大烟土行12家,小烟土店40家,烟馆90多家,公董局每月征收特别税12万元。1924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合潮州帮烟土商21家,开设三鑫公司,控制法租界鸦片贸易,每年盈利5600万元。

  上海沦陷期间,日军驻上海军事代表楠本和里济夫勾结大汉奸盛幼庵,在上海开设“宏济善堂”,总揽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勾当。宏济善堂每月供给日本驻华特务经费,还供给汪伪高级人员生活津贴20万元。1944年,陈公博兼任汪伪军委会禁烟总监,陈实秋任禁烟总局长,总揽上海和汪伪占领地区的烟毒贩卖,从日本、朝鲜贩运大批鸦片烟土,还在安徽淮北开辟种植罂粟特区,并在安徽巢县、江苏太仓以及张家口、天津、北平开设吗啡工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等人开设23处制毒场所,并利用火车、轮船、飞机将毒品运销各地。1948年上海市警察局统计,全市有制造毒品工厂23处,出售毒品和供吸毒品的“燕子窝”2000多处,从事制、贩、运毒的有3万多人,吸食毒品的约10万余人。全市平均80户中有1户吸毒。每年发生烟毒案8000多件。因吸毒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为盗匪、娼妓者甚多。

  历史上的禁毒

  在国际禁毒史上,世界最先禁止烟毒的是中国,世界第一个以销毁鸦片开展禁毒斗争的是中国的林则徐,世界第一次反鸦片毒品的多边会议是在中国召开,世界上较长时间禁绝毒品也只有中国政府。但是,从清朝到民国的百年禁毒,由于政府腐败,措施不力,又不依靠发动群众,结果都是屡禁不止。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种植罂粟。上海华界县城内的土行烟馆于同年6月关闭,同时上海道敦促租界当局予以合作。1909年2月1日,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与会的包括英、美、法国等13国代表,经过25天的议程,通过了禁毒决议。这是世界上首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对上海租界的禁烟有巨大的推动。租界内的1436家鸦片烟馆分批停止营业。公开挂牌的烟馆不见了,然而,隐蔽私设的“燕子窝”(低级烟馆)应运而生,挑膏店和土行依然如故。鸦片行情反而大俏。鸦片价格从禁烟协定前的每箱平均700两左右,到1913年上升为每箱平均5950两,1915年11月竟达到最高峰的9012两。禁烟成为有名无实的幌子。

  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严禁鸦片通令》。同时,沪军都督府发出《禁吸鸦片告示》。1919年1月17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派禁烟专员张一鹏到上海,会同地方当局,将发行2000万元公债收购来的1206箱烟土,运到浦东陆家嘴予以焚毁。事后经人揭发,主持人采用小箱换大箱,以假充真,偷天换日等手法,贪污受贿,勾结分肥。

  国民政府对烟毒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一面设禁烟局,颁令禁毒,一面又实行鸦片公卖专营。1933年,国民政府为进一步筹措军费,在上海设立禁烟督察处,专管特税收入,正式实行鸦片专卖,管辖采办商12家,南市和闸北等地的土膏商行和售吸所,成为鸦片专卖机构,还在南市和浏河建立两处吗啡制造厂。1946年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发出禁烟布告,宣布禁烟工作由市警察局负责,并在上海市警察局设立烟毒联合查缉处,警察局长兼任查缉处长。至6月底,到警察局登记的烟民6060人,到医院调验和平时查获的烟民2137人,所谓当年6月底禁绝烟毒,根本无法实现。同年8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9月,内政部派出江苏兼上海区特派员到上海督导禁烟工作,组建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和上海禁烟协会。1947年3月20日成立上海禁烟协会,6月3日,上海市法院和市警察局在浙江路养济院和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焚毁收缴的烟具、毒品。国民政府表面上标榜禁烟,在上海设立“禁烟局”,实际上是借此征收高额烟毒税,垄断烟毒买卖,把征收烟毒税和对吸毒者的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禁烟局”与烟土官卖行合署办公,前门办理税收、罚款,后门大量倾销烟毒。全市烟馆林立,曾有“烟馆多于米店”之说。街头巷尾也到处可见吸毒贩毒者。旧上海仍是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大本营。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上海解放后,制贩毒品的活动从公开转入隐蔽,继续毒害人民。大毒贩陈坤元、钱荔荣等20多人,匿居香港,制作海洛因,装进避孕套内,派人运来上海销售。大毒贩马伯文、张顺贤等,一面大肆贩毒,一面从事特务活动。破案后,从两犯家中缴获电台1部,毛瑟枪、马牌手枪6支,子弹162发。制毒犯郭寿堂、任炳鹤等,以开设酱油酿造厂、磨制辣椒粉厂为掩护,大量制造、贩运毒品。有的毒犯还与海轮、铁路员工及公安局内留用旧警勾结,继续进行制贩运毒活动。为根治旧社会遗留的这一丑恶现象,保护人民的健康,上海公安机关将查缉毒品列入户口调查的主要工作,并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烟毒犯。1949年6月至年底,静安公安分局、北站公安分局、水上公安分局等相继查获了1634起烟毒案。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限期禁绝制造、贩运、售卖毒品,在农村地区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违者依法惩处。同年5月,政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规定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查获了虹口区中州路安宁里22号大毒窟,捕获张润贤等案犯35人,缴获鸦片、海洛因330两、制毒工具两套及手枪6支、子弹百余发。针对制贩运毒品的活动特点,公安、司法机关运用以毒攻毒,以案破案,集中打击毒品帮贩,相继破获山东帮、湖北帮、安徽帮、河南帮等贩毒集团案,依法判处集团首犯11人死刑,打击了一批首恶分子,使一些贩毒集团的活动有所收敛。至1952年初,全市共破获烟毒案7600余起,捕获人犯1.2万余名,缴获鸦片等毒品1.5万余两,制、吸毒品器具一批。这段时间虽然给了烟毒贩一定的打击,但制贩毒品的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吸食者不绝。

  群众性的禁烟运动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给烟毒犯罪活动来一次彻底的扫除。并对肃毒运动的方针、政策、打击重点,作了明确规定。同年7月,上海市成立了肃清毒品委员会,由公安局、法院、检察署、民政局、卫生局、市委宣传部、总工会、妇联、青年团、铁路公安处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副局长扬帆任正、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区成立肃毒分会。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禁毒运动。禁毒运动采取“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首先把吸毒的人与制、贩、运毒犯严格区分开来,对制、贩、运毒犯采取“小犯、从犯、偶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罪行严重的坚决惩办,对偶尔犯罪、贩毒数量较小、解放后已洗手不干,或坦白交代较好的,予以从宽处理,并发动他们检举揭发大犯、惯犯的罪行,从而很快查清一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案的犯罪事实。8月8日,组成市禁毒委员会总指挥部,由许建国、扬帆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群众动员部、宣传部、作战部、量刑部、登记部、检查巡视部。各区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市公安局抽调警力1000余人,各分局干警全部投入,民政局、妇联、检察署、市委宣传部也抽调干部参加。8月13日,在全市范围统一集中搜捕,共捕获重大烟毒犯501名,传讯350名。8月21日,许建国在全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禁毒问题的动员报告。9月17日,在虹口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到会的有市、区各界人民代表、里弄积极分子、部分坦白登记的毒犯、毒犯家属和吸毒者等约2万余人。在公审大会上,依法判处重大烟毒犯死刑4人,死缓1人,有期徒刑5人;对投案自首、彻底坦白、真诚悔悟、检举立功的毒犯20人当场开释,以体现政策。各区同时召开联合公判会14次,并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形式座谈会,控诉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揭露毒犯的罪恶活动。全市共召开大小会议3万余次,直接受教育人数250万人。宣传工作做到广泛深入,家喻户晓,掀起检举揭发高潮:坦白登记的毒犯有4000余名;收到群众检举揭发贩毒、吸毒材料2.2万余份;毒犯及其家属主动交出毒品2800余两,出现了妻子规劝丈夫,父亲督促儿子戒绝毒瘾的许多事例。有两名毒犯在三轮车上成交,被三轮车工人发觉后,连人带毒品一起扭送公安机关。至11月,肃毒运动基本结束,全市共破获制贩运毒大案159件,处理了毒犯1.3万余名,其中依法逮捕3500余名,判处死刑60名,无期徒刑21名;集训、传讯1万余名。缴获毒品1.3万余两及制毒、吸毒器具6000余件。

  在肃毒运动中,为贯彻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把吸毒的近10万人与制、贩、运毒犯区别开来,对他们主要是通过教育,规劝他们自动戒绝。同时,规定戒烟限期为一年,由监督小组帮促,限期戒绝。此外,民政、卫生部门组织大批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积极帮助烟民戒除烟毒,人民政府拨款3.6亿元(旧币)作为戒除烟毒医疗费及补助家属困难费。30家医院准备了病床,使少数烟瘾大、年老有病的可以住院戒烟;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免费住院戒烟。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终于帮助10万烟民戒除了烟瘾,开始新的生活。同时,公安、边防、海关严格检查防止毒品走私和海外毒品输入。到1953年底,由于搜缴了残存毒品、毒具,切断了境外毒品来源,吸毒者戒除了毒瘾,上海已成为无毒可吸和无人吸毒的城市。■

  (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档案处工作人员。工作邮箱:tiancl@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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