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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费拉是如何腐蚀自由人的》
帖子发表于 : 2017-04-02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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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是如何腐蚀自由人的》
刘仲敬


引用:
忽必烈之所以能改变蒙古的宪法平衡,并不是因为他在汉地的军事力量更强,而是靠他的腐蚀力量更强。


问:能否请您详解,费拉是怎样腐蚀自由人的?

刘仲敬:因为他们更好欺负,所以就成为了一种榨油的适当对象。例如西班牙王国在征服了摩尔人以后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做,谁抓住了摩尔人,谁就抓住了黄金。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基督徒的社区里面,你下面的那些附庸并不是好惹的,他们有他们的封建的惯例,要从他们身上捞钱,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但是摩尔人的社区习惯于东方专制主义,他们的抵抗力就比较弱。假定你是一位公爵,你手下有一百个基督徒臣民,你能从他们手里面榨出多少钱?如果你手下有一百人摩尔人的农奴,你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出三倍甚至四倍的钱来,这难道不是很有利吗?所以得到了摩尔人的领主就要比得不到摩尔人的领主富裕得多。

其实忽必烈相对于其他的蒙古领主也处在这种情况。他为什么能够击败草原上的其他蒙古领主呢?答案是,因为他的封地在东亚的核心地带,他可以从这些费拉身上榨出更多的东西;而其他领主的臣属也是蒙古骑士,这些人是不好惹的,所以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太多东西。他可以通过盐铁政策、税收政策从自己在关中的封地中间捞到大量的金帛,而蒙古草原上的领主就没有这么多金帛,他就能够用这些金帛去收买这些领主,诱惑这些领主倒向他这一边,最后改变了蒙古的宪法平衡,通过一场继承权战争,把更加合法的蒙古议会选出的领导人驱逐掉,把类似宋朝、金朝的专制主义体制强加给蒙古的宗王。他靠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在汉地的军事力量更强,而是靠他的腐蚀力量更强。

西班牙王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引起了驱逐摩尔人的争论,最后得到的结果跟忽必烈恰好相反。忽必烈的胜利是费拉腐蚀力量的胜利,而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则是西班牙的封建体系毅然把自己受到感染的那一部分割除了。当时驱逐摩尔人的决议也是受到了很多封疆领主的反对,当然主要反对的就是从摩尔人当中获利的那一部分领主,但是他们的力量没有忽必烈那么大,结果他们失败了。

后来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和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他们跟埃德蒙·柏克的争议①也是这样。英国人到了印度以后,就按照波斯人和莫卧儿人的方式开始享乐了。他们发现,在英国,我即使是绅士和贵族,我权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做了印度的统治者,印度人会像奴隶一样侍候我,要美女有美女,要财宝有财宝,我在英国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在印度做不了几年官马上就发了大财了,然后我回国去就可以用这笔钱,比如说竞选国会议员,搞各种政治活动。在埃德蒙·柏克这种人的眼里,这样搞就是在侵蚀英格兰王国的原有宪制,亚洲人一向是充满奴性的,高度腐败的,你在亚洲腐败了还不够,还要跑到我们英格兰来,把我们英格兰也腐败了,我们容不得你,所以我一定要弹劾你。这种行为其实也跟西班牙人驱逐摩尔人是一样的,是封建自由的共同体抵制东方费拉的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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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7年6月23日,在克莱武指挥的普拉西战役中,东印度公司以22人死亡53人受伤的代价击溃孟加拉的7万大军。随后接管了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收税权,而原来各省王公既没了军队,也不掌握税收,成了拿英国人年金的傀儡。东印度公司从一家贸易公司变成了一个有强大军队、广阔领土和巨大财富的国中之国。拥有了这一切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1773年,议会通过“改善管理东印度公司事务条例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治理印度,设总督和委员会总管该公司在印度的全部领地,并在印度设立最高法院,希望通过直接管理的方式改善印度的治理情况。次年,原任孟加拉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成为了印度第一任总督。

作为国会议员,柏克持续关注印度事务,1781年,他进入为次大陆事务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致力于体系性剥削的掠夺机关,其目标既非良好政府也不是确立商业优势,而是二者怪异的结合:一种旨在其本身政治利益的公司性垄断,商业的动机和公共责任被完全弃置不顾。他相信“有效保存印度使其免遭压迫的方法正是有效地防止英国的宪政制度走向腐败的关键”,极力主张弹劾时任印度总督的黑斯廷斯。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印度以后,也很想像东方的那些大君一样好好的享乐一下,像满洲皇帝入关那样享受一下东方皇帝那种近乎神皇一样的威严,所以他跑到埃及去就跟埃及祭司混得很好,这个做法和康熙皇帝跟儒家士大夫混得很好的感觉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在马其顿贵族面前必须处处忌惮他们,康熙皇帝在满洲武士面前也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在儒家士大夫面前或者是在波斯人面前,他们两个都享受到了随心所欲的快乐,所以他们到了东方就不想回去。而马其顿贵族可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在印度河畔就要强迫亚历山大撤军,然后等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们又在巴比伦干掉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避免了马其顿诸王国的东方化;而康熙的继承人,则把那些坚持满洲传统的贵族摆平了,最终实现了满洲朝廷本身的费拉化和东方化,当然这样一来,满洲朝廷也就被腐蚀得不得了,跟以前的明朝皇帝差不多了。

问:西方的左派团体和费拉有何异同?

刘仲敬:西方的左派团体跟费拉不一样,他们发挥的是罗马的格拉古和凯撒这一类民主派的作用。这些民主派反对贵族集团的理由是,我们穷人虽然交不起税,但是我们毕竟当过兵,为国家打过仗,国家并不仅仅是依靠税收来维持的,而且还是根据武力来维持的,有武力但是没有税收的穷人也应该凭自己的武力捞到各种好处,尤其是为国家打仗以后,等到年老打不动仗以后,国家应该给你各式各样的福利。罗马的民主运动是通过为穷困的退伍老兵争福利开始的,西方的福利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开始的。如果没有全民兵役,那就没有大众民主。有了全民兵役以后,既然所有人都打过仗了,即使虽然他不是资产阶级,不是纳税人,他也应该享有一席之地。西方左派也是从这条路展开的,跟东方的费拉是不一样的。

面包与竞技的确使罗马公民堕落了,也正在使西方的自由民堕落。如果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的话,很可能会使他们像晚期最堕落的罗马人和满蒙八旗一样,变成一帮完全依靠福利金过日子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跟费拉仍然是不一样的,最显然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劳动。像费拉那样通过内卷化的方式苛刻地对待自己,苛刻地对待自己的社区,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尽可能地不尽社会义务,像牛马一样生活,这种事情,堕落的武士的最堕落的苗裔最终也是做不出来的。他们落到最后最惨的地步,也无非是完全丧失历史作用以后彻底灭绝,但是即使在灭绝之前,他们仍然是宁愿提笼架鸟、唱戏、看马戏、看斗兽,也不愿意做费拉式的那种残酷的内卷化工作。

问:您说过,南美今天的状况与这片土地原先的费拉过多有关系,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多是自由人团体。为什么土著的费拉能够腐蚀自由的殖民者呢?

刘仲敬:北美的印第安人虽然财富不多,但是他们是自治共和国,像易洛魁联盟就是各个小共和国形成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他们跟古希腊的埃托利亚联盟那些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在跟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人不得不把他们当作独立的小共和国或者是联邦共和国来对待。双方都是自由的,所以双方的宪制在这样的斗争当中都得到了培养和发展。而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呢,自己已经是奴役程度很深了,印加帝国尤其是这样,基本上实现了高度的国家社会主义,臣民必须在近乎公有制的生活环境之下为王室劳动,很难说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西班牙人接管了这个体制,等于是有了一大批驯服的劳动力可以利用。征服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印加帝国,比美国人征服一个尚武的小小的部落要容易得多,从他们身上得到财富也要容易得多。西班牙人继承了印加人的村社制度,同时把印加残余的领主也纳入了西班牙人的体系。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得到这块新的土地很像是征服了格拉纳达以后得到了摩尔人的土地。事实上西班牙殖民者最初也就是把美洲的印第安人叫做摩尔人,尽管这些人根本不是伊斯兰教徒,但是他们跟伊斯兰教徒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说他们容易奴役,他们不像是基督徒的臣民那样难伺候。你很难从基督徒农民那儿榨到钱,但是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到钱或者是强迫他们做更多的劳役,他们的反抗能力就要比基督徒臣民低得多。南美的监护征赋制度实际上就是针对印加帝国臣民容易受到奴役这点制定出来的。而后来南美和北美的发展路径不同,恰好就是因为南美的西班牙人有太多的便利,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得到大量的劳役。

但南美的印第安人也不是完全都一样的,像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对他们是非常忌惮的。尽管他们自己根本不懂西班牙语,也不懂得西班牙的贵族制度,但是西班牙人就管他们叫做Don或者Doña,Don是针对贵族的称呼,Doña则是针对贵族女性的称呼。西班牙人就是觉得,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样,虽然钱并不多,但是战斗力很强,尤其是他们很有武士精神,所以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最终也还是被西班牙人打败了,但是西班牙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就跟对待印加帝国那些顺民的方式是截然不同。如果南美完全都是像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这样的自由的、野蛮的部落的话,那么像秘鲁这样的总督辖区可能就根本建立不起来。直到现在,智利和阿根廷也还是比秘鲁和墨西哥要强,原因就是因为后面这两个地方接受了最大量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印第安人传统。论皮肤讲,他们是最黄的,混血成分最多,白人的成分最少,论社会结构,他们是顺民化最重的,所以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政治上最难搞好的地方;而白人血统最多、印第安部落传统最强的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则是南美最自由、最接近于欧洲化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的印第安部落比较容易建立小的自治共和国,以那种类似北美的美国人的方式跟西方殖民者打交道,而殖民者因为得不到顺民劳动力,得不到过于廉价的金钱,还必须在征服和战争当中跟对方的武士进行平等的交涉,自身的自由传统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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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费拉是如何腐蚀自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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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德性|诸夏时代
刘仲敬



1.政治德性源于部落习惯法,此后已经不可能另立社会基础而不毁灭民族自身,犹如祖母不能重返子宫改造为祖父。

2.政治德性源于勇气与责任,而非勤劳与财富。顺民以创造财富为理据,恰好证明自身缺乏政治德性。德性边界不在贫富之间,而在罗马与埃及之间。公民战士不因面包竞技丧失德性,十三行商不因财富而产生穷苦鞋匠行会所有之德性。

3.麦考莱在《论马基雅维利》当中,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义:“征服者勇敢而果决,忠于承诺,深受宗教感情影响。同时,他们愚昧、武断、残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文学都集中于被征服者。他们的诗歌、哲学、绘画、建筑无可匹敌。他们礼仪优雅、洞察入微,随时淮备无中生有。他们宽容、和蔼、人道,但几乎完全不具备勇气和诚实。每一个粗野的百夫长都可以安慰自己,他虽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识和品味不过造就了无神论者、懦夫和奴隶。显著的差别长期存在,给尤维纳利斯犀利的讽刺诗预备了上好的题材。”

4.希腊罗马与欧美所谓德性,主要系政治性概念。无力支持政治经济责任者,几乎不足以言德。

华夏圈所谓德行,几乎纯属个人概念。以希腊共和之德衡量,华夏隐士高人纯属不负责任分子、候补清流法左激进派无机知识分子,无德可言。

5.无武力或财力承担社会责任而称有德者鲜见于汉以前记载;宋明以后文人称有德性完全是文明衰败腐朽的表征。

6.德性似乎只有两个来源,蛮族和宗教。二者对应习惯法与基本法、演化论与理性论,依靠神意秩序暗通。一切秩序都是德性的展开或消耗,在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灭亡。费拉是灭亡后的灰烬,最彻底的民主。人人都是对方的食物和奴隶,同时也是潜在的皇帝和状元。

7.好的混合政体,需要这样的选举制度:上议院一枪一票,下议院一元一票。骑士和财产是德性的源泉,知识不是。好知识是洞察力的助手,坏知识是腐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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