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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法统与民国
帖子发表于 : 2016-10-12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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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统与民国
刘仲敬



法统这个词包含了两层含义。法统是依据宪法的统治。依据宪法的统治引出一个反义词,就是武断之治,是不依据规矩办事。武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方面的,我不和你协调,不经过你同意,向你要钱,这种单方面的行为叫做武断。另外一个含义是任意的原则,因为法统代表根据宪法统治和规范的统治,任意的统治是不根据规范的,武断就包含这两种含义。举个例子,现在2020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在2020某月美国又要履行宪法大选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美国宪法给我们一种稳定的预期,我们知道到一定的时期,新的大选还要举行的,这是法统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统”是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以前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具有连续性,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突然的中断,这就叫做统。所以,法统,一是宪政,二是具有延续性的限制,能够保证过去和未来的衔接,保证这两点就是法统。

法统最好的例子还要看英国,英国法统在《大宪章》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法国不一样,法国断了好几次,所以从法统的意义上法国又比英国欠缺了。民国是发生政变极为频繁的时期,比法国多得多了,所以成文法屡次被中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法统呢?

因为中断法统也包括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虽然技术意义上和文字意义上的宪法被中断,但不成文的、更深层的高级法或者称之为规范性条件的东西仍在,足以对后来的宪法形成路径约束。比如说,具体的宪法可以中断,但新宪法的制定仍然要和原有的宪法一样,遵循某些先于宪法存在的背景条件,只要这些背景条件仍然存在而没有中断,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更深层次上,法统仍然存在。用这种定义来看,泰国军政府虽然政变了好几次,但泰王朝的法统没有中断。因为首先王室地位没有动摇,国会由民选产生这种方式也没有动摇。动摇的只有上下议院产生的方式,但这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这两院怎么产生,只要泰王朝过去是立宪君主国,现在仍然是,法统就没有改变。

像袁世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中断民国的法统,因为他搞的新宪法只是把政体由责任内阁改成总统制。即使袁后来想称帝也只是想建立立宪君主国,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君主专制统治,所以,法统在这时尚未中断。法统最终毁于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冯玉祥认为,国会政治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要中断法统,重新开始。以前的政治失败就是因为国会政治本身不好。我们不是要改进国会政治,而是要以革命的行动推倒重来。这和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就不一样了,他赶走张勋以后还要恢复原来的约法。他赶走黎元洪以后,召开了新国会。新国会和旧国会虽然不同,选举中有舞弊现象,但他还是承认国会是有必要的,必须制定宪法来统治国家。所以虽然成文法中断,但高级法没有中断。首都革命后,原来的议员在京津等地集会抗议执政府这种做法,最后一直拖延到1927年和1928年,被当时的政府用武力加以解散。这件事情在近代史上基本上不提,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国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求维护宪法的机关被解散,这是宪政的失败。这就像我们要记载一个帝国的历史,不能说末代皇帝退位这件事情提都不提,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居然不想让读者知道民国的法统什么时候结束的,其实这个时间是很好考察的。

事情本身很好考察,却不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法统看成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觉得宪法以及宪法背后的高级法,跟普通法律没有什么区别,失就失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大错特错。法律的权威,有一多半就来自于习惯的权威,它之所以是权威,在于它能够长期实施。如果我制定法律,今天我在的时候实施了,明天我下台就不能实施了,那么这个法律的权威就丧失一大半了。宪政不能保证稳定性,宪政的优越性也就丧失了一大半了。所以,宪政和法统必须是共生的,没有统光有宪,良好的治理体系是不能实现的。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和其它历史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要毁法,而且要断统。同时孙中山在南方的政府也改变了原先的意见。孙中山曾经是要求护法的,当然他是要求维护民国元年的约法。不管是民元约法还是1923年的正式宪法,都有共同的特点。尽管细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二者都确定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这个基本点是共通的。孙中山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不管维护哪一部具体的宪法都可以说是维护法统,因为他们都在维护议会民主制这个根本性的原则。

但就在段祺瑞和冯玉祥进行首都革命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也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宣布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行国会职权,广州不再召开非常国会了。虽然非常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但基本还是要维护国会和宪法的。而中央委员会代行国会权力,就说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是同样的东西,拥护国民党和拥护中华民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鸿沟意义的革命行动。后期的国民党更像是Su联共产主义政党,而不是早期国民党、进步党这样的议会政党。尽管它承袭了早期国民党的名义,也接受了很多早期国民党的元老。因此后来的广州国民政府不再是护法政府,反倒以革命政府自居。

当然孙和列宁有些重大的不同,他认为:尽管暂时我需要革命,但在遥远的未来,宪法还是有必要的,经过军政以后,我们最终要达到宪政这个阶段,这是列宁和孙的区别所在。正因为有这种区别,国民党在训政结束以后召开国大的时候,说,我们不是要讲旧法统,而是旧法统被帝国主义所劫持,我们要搞一个更新的法统,所以,这个国会应该比北洋政府那种有产者产生的国会更具有全面代表性。在这个国民代表大会的主持下,我们要制定一部五权宪法。这就是1947年宪法开辟的新法统,后来被蒋介石带到福尔摩沙去了,民·进党虽然有执政的经历,但他们也是宣誓效忠这个宪法的。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体现于某些具体的人物来看看,例如像居正这样的人物。他对《鄂州约法》起到一定的作用,是宋教仁的同事,参加了国民党早年的国会政治活动中。如果国民党彻底的摧毁法统,而且实现永久性的一党专制,他这一批人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事实上他在北伐战争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过司法院院长。司法院名义上还是和立法院平行的机构。所以,他们理论上还是接受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即便有蒋介石这种的军事强人的事实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原有的训政的国民党府可以理直气壮把自己改名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宣布行宪。

我们可以把前后两期的民国看成两个独立的法统,尽管他们都叫做中华民国,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权。第一个是尊重条约体系和西方立宪原则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名义上和宪政没有大差别,但动不动就发生拉美式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或多或少会影响统治。第二个民国是介于苏联和西方的中间状态。孙中山不得不接受列宁式的的原则,但训政使我们具备了行宪的条件以后,最终仍然要实现林肯那种共和国。法统这种内涵不仅体现于法律,也体现于居正和吴经熊这些人物的经历。这就是民国法统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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