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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暴民,杀尽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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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曾剃头天京屠城两个目的
帖子发表于 : 2016-08-09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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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剃头天京屠城两个目的:一,犒劳攻城将士;二,封锁宝藏信息
作者: 博讯螺杆

当时曾剃头兄弟给攻城将士下达的口号就是:抢钱,抢房子,抢女人。男丁不论老幼一概杀掉,这样,凡知道太平天国宝藏信息的人都被灭口。太平天国在南京有巨大宝藏,洪秀全的金王冠就有八斤重,整个金銮殿用黄金打造,屠城后,曾剃头以护送小老婆回原籍为幌子,将金银用二十辆大马车运走,上报给朝廷的只有一颗金玺,两颗玉印。西太后本来巴望天京破城后会有大量金银填补国库空虚,见此“斩获”大失所望,疑惑之下调离曾到直隶,又委马新贻为两江总督到南京赴任,密令马调查宝藏去向,结果马被刺身亡,成满清四大迷案之一,电影《投名状》说的就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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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曾剃头天京屠城两个目的
帖子发表于 : 2017-05-28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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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最早提出者不是孙中山
作者:曾节明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最早提出者不是孙中山,而是日本军部在甲午战争中的讨满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作者宗方小太郎,文中流露了日本对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否定,及对满洲人的极度鄙视。在日人看来,汉人是可悲,可怜的愚弱表亲,而满人则是邪恶可憎的禽兽。巧合的是,朝鲜李朝私下里对清朝也是鄙视和否定的,旁观者清,由此可见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璋之流的脑残,奴才本质。

毛泽东就象是长寿的多尔衮,中共政权就是满清的缩写式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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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曾剃头天京屠城两个目的
帖子发表于 : 2017-05-28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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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现在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
引用:
文章摘要: 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7/22/2009

一,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二,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三,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四,“曾文正公”的真相——一个由厚厚“道德文章”包装起来的的反人类杀人犯 五,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为何谬种流传、一错再错? 六,“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为何热捧曾国藩?
 一 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人?这本来并不是一道难题——判断一个人,无非是看他一生中做了什么、追求什么;但由于中国权力对历史的肆意装扮和歪曲——具体地说,由于御用儒家“正史”的高度评价和中共国毛时代的贬斥,曾国藩其人并不难看清的真面目,居然变得如五千年前的夏商断代史一样扑朔迷离、难以求证,以致于好些敏锐的中国独立思想者,在曾国藩的问题上都不免堂皇地发出似是而非的荒唐论调、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昏聩眼光。

 李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劼先生是我最为钦佩的现行中文政论家之一,其对中共专制统治见微知著分析能力、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其对中国百年历史内在演变的洞察力、其对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王国维、胡适之、鲁迅、周作人等政治文化名流评价之精准、眼光之独到,当今华人文人政论家,鲜有能出其之右者;但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李劼先生却大失水准。

 李劼先生在其力作《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见今年六月三十日《独立评论》)中盛赞曾国藩是“只做不说”的改革家,开创了中国转型的“改革开放大业”,李劼在文中说:

 “…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总之,在李劼先生看来,曾国藩不仅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大改革家,而且还是政治家中的道德楷模。

 这实在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歪曲评价! 

 因为,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二 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曾国藩一生中有两大“成就”:一是组建“湘军”,并以湘军成功地屠灭了太平天国;一是于1861年“创设”安庆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生产近代武器。其实,曾某人这两项“创举”,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中国体制作用,且都不是创举。

 组建地方团练镇压农民造反,并不是曾国藩的创举,早在曾国藩所效忠的奴隶主——咸丰帝还没生时,曾某人爷爷辈的主人嘉庆帝就开始采用了:在八旗军、绿营军衰朽不堪的情况下,嘉庆帝仰赖地方团练的协助,成功地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没有任何近代化军队的性质:湘军的兵勇全由“朴实少心窍”(即愚民)的湖南农民组成,将领清一色由湖南地主乡绅士人担任,其建制与前朝历代官兵、民团大同小异,毫无近代化军队性质;湘军将士以地域为共同基础、以亲族宗法关系为纽带、以满清裁剪过的儒家程朱理学为精神燃料,结硬结、打死仗… 

 可见,湘军带有浓烈的中国古代地方地主武装的色彩,不仅与近代化军队粘不上边,反而倒退到连两百年前“绿营军”都不如的地步:“绿营军”是清初由汉人组成的清军,是有着统一建制的帝国正规军队,没有地域和乡亲宗法的限制。而湘军则一支正规的军队,更象是地方团练和部族武装的混合体。

 要实现军队化,首先必须采用近代化军队的建制和管理制度和理念。曾国藩组建的湘军,顽固守旧,甚至以最为腐朽愚昧的清朝御用程朱理学为指导,湘军与近代化也就绝缘。曾国藩的建军思想,根本是一种野蛮落后思想,对军队近代化转型只有负面影响。满清军队的近代化转型,事实上直到袁世凯、张之洞仿照西方国家新军创立新军时才完成。 

 设立安庆军械所也不是“曾文正”的创举:崇祯时期的明朝,就已经在威海建造铸炮基地,模仿葡萄牙传入的英国加农炮生产“红夷大炮”,(后被满清改称“红衣大炮”),以抵御满清的入侵。明朝末年,为了防御倭寇和满清(后金)犯境,明政府还在河北、江浙、广东设有火器制造基地,任用欧洲传教士生产枪炮。而排外的曾国藩所“创设”的安庆军械所,却不肯任用外国人加快技术进步,其胸襟和眼光其实连三百年前的明朝官吏都不如。

 安庆军械所生产的近代枪炮,极大地便利了清军对太平天国军民的屠杀,却未能推动清军军器向热兵器转变。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军建制仍停留于三百年年前、军器仍以刀矛弓箭为主;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的蒙古骑兵,从里到外与奴尔哈赤的后金骑兵无异;继湘军之后崛起的李鸿章“淮军”,只不过重走一遍湘军的旧路而已。

 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不过类同明朝末年的西洋火器作坊(甚至还不如),只能生产些近代“利器”,作为“以骑射为根本”(乾隆帝语)的清军作镇压被压迫民族反抗的辅助用具;安庆军械所这样的曾氏兵器作坊,是根本无力、也无意和无能推动旧体制的军队和朝廷走向近代的。

 终其一生,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举措,甚至连引进西方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他发起的(真正的发起者是李鸿章)。屠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立即功成身退、遣散湘军、以这种政治自宫的表忠方式、向奴隶主谄媚邀宠、向儒家官史求取“高风亮节”的丹青名节…而曾国藩急流勇退之际的满清政权,仍是个皇权专制外加满人一族专制和民族压迫的邪恶怪兽,而且这种邪性,随着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成功镇压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

 显而易见:曾国藩的一系列“作为”,没有任何推动体制变革的用意,而充斥着维护满清的野蛮落后统治的苦心;曾国藩的这个死忠苦心,在其政治生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始至终,曾国藩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副死硬维护旧体制的专制皇权奴才嘴脸。

 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和旧体制的卫道士,却被李劼先生在文中盛赞为“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请问李劼先生:曾国藩的“以求变革之心”体现在何处?

 曾国藩“不图江山”固然是真的,但“不图江山”并不等于心存变革,更不能等同立意高远:蔡京不图宋徽宗的江山、周恩来也不图毛泽东的江山,他们的变革之心何在?高远的立意何在呢?曾国藩一生毫无推动变革的行为,其“不图江山”的行为显然是清朝御用理学信徒死忠守旧之奴才本性流露,不知其 “高远” 的“立意”在哪里?

 事实上,正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犬马之力,让满清捱过过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垮台危机、获取坚船利炮的技术手段,从而更加顽固地抗拒体制变革。李劼先生认为曾国藩“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这显然是谬见,曾国藩的政治理念,早已旗帜鲜明地体现于他那血腥愚昧的政治实践中,它概括起来就是:

 “中华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

 这一荒唐的信条,就是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共同政治理念;在维护旧体制上,曾国藩

和李鸿章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曾国藩仅仅设立了兵器作坊,而李鸿章引进了兵工厂和造船厂。

 综上所述,曾国藩一生,与体制改良没有丝毫的关系,李劼先生却言之凿凿地把曾国藩定性为改良派。李劼在文中说: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义和拳之乱后,袁世凯创立新军、废除酷刑、废止科举制度…涂上了一点改良派的色彩;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毕生作为,连改良层面都算不上,反而是一种利用西方技术手段捍卫旧体制的“洋务守旧”——曾国藩甚至连此种守旧的“洋务”都办得远远不够,他主要用中国古法守旧。

 李鸿章在政治上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继承者,但袁世凯与曾国藩却根本不是一类人:曾国藩是死心塌地的清朝奴才、是旧体制的死忠捍卫者,袁世凯却是个不甘久居人下之枭雄,他没有曾国藩愚忠的奴性,为了攫取权力他敢于掀翻奴隶主、埋葬旧体制;袁世凯与曾、李走的也不是同一条路: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卫道士之路,袁世凯走的却是一条藏器于身、伺机变天的道路。

 曾、袁二人大相径庭、分道扬镳,袁世凯更非曾国藩的继承者,不知李劼先生为什么把曾、李、袁归为同路人、同列改良者?

 近代中国,真正第一次涉及到体制改良层面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国藩的继承者、被李劼先生当作“改良派”的李鸿章,却是强烈反对戊戌变法的急先锋之一,李劼先生对此何故失察?

 三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包括李劼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为中国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大谬观点。

 正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一样,当权的统治集团也平白无故的让步,这个道理,世界各国都相通,只不过各国的统治者顽固的程度有别而已;政治体制变革,一定需要压力才能够促成。

 满清政权,由于带有强烈的落后民族的殖民压迫性质,因此其统治者抗拒体制变革之愚昧和顽固,大大超过一般的王朝专制政权;这样顽固愚昧的政权,若没有外在的强大压力,是不可能自主改良的(1900年后满清的半吊子改良,很大程度上是八国联军压力促成的结果),而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客观就是一股逼迫满清改良图存的巨大压力。

 可惜的是,由于曾国藩的卫道士奴才苦功,这股能够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巨大的压力,被扭转成以“洋务”捍卫“中华文武制度”的动力,中国最邪恶最腐朽的势力逃过灭顶之灾,获取了苟延残喘的新能量。

 太平天国的崛起,打破了大一统——满清王朝固步自封的有利格局,对满清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挑战。尽管太平天国的统治者自身也没有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素养,但大一统专制格局的打破,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新力量的生长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比如:非儒家道统的政治与满清政治分庭抗礼、揭露满清罪恶、批判儒家等满清所禁毁的文章、书籍,可以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发表、发行;满清所禁止的某些行业、教派,可以在“天国”区域内发展;清统治者以专制权力压迫汉人的剃发令,也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成为废纸…太平天国这些针锋相对的异质特征,必然与满清形成竞争,两个政权水火不容的关系,更加剧这种竞争。

 竞争促成的不断变化,必然会加快中国进步的步伐。如果太平天国能够存在较长时间,满清将被迫改革图强,以求战胜太平天国,在敌对政权巨大威胁下,满清统治者抗拒体制改良的意志,不可能象大一统时那样顽固。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决没有儒家官史和后邓时代的中共所涂抹得那样漆黑(当然它也没有毛泽东时代所捧的那样“先进”)。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厉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固然落后,但满清不同样也是厉行儒家理学拜皇权教统治的政教合一政权?且满清还具有异族殖民压迫政权的性质。比起满清,太平天国不仅不落后,还有一系列闪光之处:

 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反抗满人残酷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具有唤醒汉人民族意识、减轻奴性的作用;太平天国的反清檄文说: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 ...

  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2”

 以上檄文,虽然用语比较情绪化,但却是事实的表述,这不能不说是对满清统治者对厉行残酷民族压迫、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的正义控诉!

 太平天国推行男女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政策、禁止缠足陋习、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有利于去除糟粕文化传统;太平天国彻底否定包括满清御用理学(实为奴才学)在内的儒家,这对推动中国进步异议不菲,因为儒家、特别是满清御用理学(实为奴才学),是当时中国近现代化的最大心理障碍;另外,洪秀全虽然荒唐,但从未有象满清统治者那样无耻地出卖中国利益(即所谓“宁赠外邦,不予家奴”)。

 太平天国的统治者比满清统治者更能接受西方制度,洪秀全在其统治后期所任用的“海归”——干王(相当于宰相)洪仁玕,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系列方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展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其眼光远超李鸿章等只求“坚船利炮”的满清洋务派,可惜还来不及实施,就被曾国藩“内儒外法”的屠刀砍倒在血泊之中。

 此外,太平天国的诸王分封制度,也比满清以军机处制度为标志的极端君主集权制更容易演变为分权体制和联邦制。

 但是,这些能够加速中国进步的闪光灵性和催化剂,都在曾国藩奴才死忠的毒焰中灰飞烟灭了。当时,满清正规军已经无力扑灭太平军,这客观上为快速演进创造了大好条件,曾国藩却以湖南奴隶的人血的为代价,为满人奴隶主高效地消除了改善奴隶人权状况的压力。诚可谓贱不可及!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迅速剿杀,无疑结束了能够加快中国进步的这种割据竞争局面,大一统格局的再次恢复,令满清统治者危机感消失、且滋长了对内的优越感,抗拒体制变革之心从而更加顽固。

 曾国藩救活了满清,这绝非历史进步。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野蛮愚昧的一个王朝:同样思想禁锢,它的文字狱远比秦朝的焚书坑儒更阴毒狡诈;同样的淫虐嗜杀,它的“剃发易服”等文化灭绝政策远比蒙古的粗阔征服更加阴险刻毒;它把儒家异化裁剪至最劣程度、它把国民愚弄至1949年前的最愚程度、它把君主集权强化到登峰造极、它把中国人人权状况压迫至历朝历代的最低…它专制到老百姓的头发、服饰,古之未有;它厉行一族专制残酷压迫两百多年,世界罕见。曾国藩效尽犬马之劳挽救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国空前野蛮愚昧黑暗的政权,这么一个当时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洪秀全的思想虽然荒唐,但他发起的革命客观上却大有助于中国人摆脱满清的奴役、突破理学的精神禁锢;洪秀全固然想建立新的专制王朝,但在打破满清“正统”、突破理学禁锢后,他的“拜上帝会”新朝远不可能有满清那样稳固和顽固,这种局面,无疑远比满清继续存在更有助于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

 许多中国人从“成王败寇”的惯性价值观出发,追随官史推崇曾国藩而贬低洪秀全,实际上曾国藩之所以战胜了洪秀全,靠的不是先进,而是靠对传统积弊和国民劣性超乎洪秀全的迎合。

 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不仅不比洪秀全进步,只有比洪秀全更为落后和反动:曾国藩强化的是程朱理学、大一统皇权专制、和中国人的奴性,这些,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远比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革命更大。曾国藩拒绝北上称帝,从理学的角度看是“高风亮节”,实际上是强化了大一统专制,狙击中国的进步;曾国藩的“高风亮节”行为,起的积极作用不过是个人沽名钓誉,恰恰流露出其人以当奴才为荣的变态心理。腐化之前的“长毛”洪秀全,身上很有些英雄豪杰的不平之气;曾国藩终其一生,却以坐稳奴才为荣,其人格和境界不能不说等而下之。

 曾国藩成功地镇压太平天国,表面上看是保住了中国(实为满清国)的统一和稳定,实际上是令中国错失了抢在苏俄影响之前完成近代化转轨的千载良机,把中国前途命运推入复杂凶险的境地。

 因此,说曾国藩极大的阻延了中国的进步一点也不过分。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中国体制进步没有任何贡献,反而极大的阻延了中国的体制进步。

 四 “曾文正公”的真相——一个由厚厚“道德文章”包装起来的的反人类杀人犯

 除了把曾国藩誉为近代化改革第一人以外,李劼先生还盛赞曾国藩的道德文章,说什么:

“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显然,在李先生的心目中,曾国藩达到了道德楷模(君子)的高度。

 曾国藩到底是不是君子?请看看历史事实对曾国藩真实道德面目的还原:

 为了预防农民造反,曾国藩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这就是曾氏的名言“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曾国藩“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

 试问,曾国藩这样的狂捕滥杀,符合哪家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曾国藩不仅“不教而杀”,甚至连“嫌犯”所犯事由虚实轻重的甄别都懒得做,曾国藩的儒家道德文章在哪里?曾国藩对农民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其残暴比中共的“严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禁止尸亲呼冤、禁止向团绅讲理的冷血无耻做法,完全突破了人伦底线,与如今中共之抢尸截防暴政如出一辙…请问李劼先生,您所说的曾国藩的“内心修为”在哪里呢?

 曾国藩的滥杀擅杀暴政,甚至连虚伪的御用理学的忠君道德都不符合:地方官不经过君主而擅自杀人,违背了《大清律》,而大清律是满清皇帝钦定的,无视《大清律》的擅杀自然也不符合理学的忠君道德。

 中国传统有“杀降不祥”、多杀人不详的观念,因为这个忌讳,历朝历代一般都不会杀害投降的敌军,尤其不会杀害投降的敌军普通士兵;对于被俘的敌方普通士兵,一般也不会加以杀害。对太平军,曾国藩却不管敌方投降与否、是官是兵,一律杀死,而且常常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1858年武昌战役,有太平军新兵七百人投降,他们却全部被曾国藩砍头;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 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史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试问,滥杀惨杀降俘,符合儒家“仁”的标准吗?请教李劼先生,下令杀人生吃人肉,是什么“德行”的体现?它不符合西方的道德,难道就符合当时中国的道德?请问,下令杀人生吃人肉,算哪门子“内心的修为”?它如何证明了曾国藩“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它分明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杀人狂魔变态嗜血本性的流露!不知李劼先生在盛誉曾公之“道德操守”时,对之何以视若无睹?

 曾国藩不仅以最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降俘,对敌占区的和平居民,同样以大肆屠杀为能事。曾国藩率军攻打太平天国,公然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当作功绩来宣扬:湘军从九江打到南京,攻一城屠一城,一路屠杀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3。

 1858年,湘军攻下九江,将守城太平军及其家属两万余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二月,湘军攻占安徽宁国府,封锁全城进行大屠杀,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更惨的是“天京大屠杀”。1864年七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挥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立即施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入城湘军“分段搜杀”,如猛虎下山般疯狂地烧杀淫掠,一连三日夜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就抢…十多万南京老百姓惨死于湘军的大屠杀,“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4”

 1856年太平天国“韦杨之变”,韦昌辉率军在南京杀死杨秀清及其部署两万多人,“天京大屠杀”之凶残,显然比“韦杨之变” 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湘军的凶恶残暴,比之后来侵华日军不遑多让,比起当年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八旗军,基本上是半斤对八两。

 湘军不仅滥杀平民,还野蛮破坏文物古迹,小巧精致的明朝南京故宫,没有毁于满清之手、也没有毁于“长毛”(太平天国)之手,竟被湘军付之一炬。

 对于曾国荃部在南京疯狂的屠杀和破坏,坐镇武昌的曾国藩不仅高度肯定,还以太平天国“民心未去”为由,下令在攻占南京之后,继续推行三光政策;曾国藩恶狠狠地说:

 要使太平军余部“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5”

 曾国藩还嚣张地批驳对其屠戮无辜的指摘,他令人齿冷地说:

 “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6”

 请问李劼先生,这就是曾国藩的“内心修为”?这就是曾国藩所明白的“君子有所不为”!?

 试问,这样的三光政策,和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究竟有何区别?曾国藩究竟比洪秀全等人文明在哪里!?

 事实上,曾国藩远比洪秀全更加滥杀无辜:洪秀全对满清官兵固然滥杀,但并不如曾国藩那样滥杀百姓,1852年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后,洪秀全即发出谕令:“清朝官兵不留,百姓勿扰”。太平军在其征战史中,只在广西全州留下过过屠杀老百姓的纪录——起因是清朝全州守军开炮偷袭绕城北上的太平军,打死了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的罪行,显然与攻一城屠一城的湘军罪行,并不能划上等号,太平天国存在十年间一亿中国人的被杀,曾国藩及其湘军要负大部分责任。

 曾国藩的同乡谭嗣同,就透过厚厚的“曾文正公”道德文章,看穿了曾国藩及其湘军比洪秀全等“长毛”更加凶残的真面目,谭嗣同指出:

 “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

“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7”

 谭嗣同锐利的眼光,穿透了曾文正公的层层面具: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成功镇压,带来的是野蛮杀戮、是“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的大破坏!

 孟子云:“杀一无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李劼先生盛赞曾国藩为“君子”,不知屠戮妇婴之功远超洪秀全的曾国藩,符合儒家“君子”的那一条标准?曾氏毕生之“功”,在剿灭太平天国,而为了“立功”,曾国藩大张旗鼓地滥杀无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巨量无辜人血染红顶子,以致落得“曾剃头”的称谓——请问李劼先生,您所谓的曾国藩的“内心修为”体现在哪里?

 不要说按照先秦儒家的标准,即使按照满清的御用理学标准,曾国藩也没有多少私德。曾国藩贪财好色:其人在道光帝死后发丧期间纳妾(讨小老婆),对君主诚可谓大不敬;曾国藩妻妾成群,年至老朽仍然纳妾不疲;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将掳获的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拒不上缴…曾国藩的这些行为,显然违背了理学的尊君寡欲廉洁奉公的标准;曾国藩不止一次向皇帝虚报战功、掩饰败绩,以御用理学的标准,曾国藩行为绝对够得上“欺君之罪”。

 曾国藩不仅不是什么具有“内心修为”的“君子”,而是败坏中国政治道德之近代第一人。曾国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恶劣且流毒深远的:

 以“杀要人快”为座右铭的曾国藩,以亿万汉族同胞的人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其以屠杀滥杀“平天下”政治投机的成功,再一次整体性摧毁了中国社会微弱的人道积累,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文风气,再次把整个社会推向崇尚凶残暴力更浓烈的厚黑酱缸中,大大阻延了中国人权思想的萌生。曾国藩就是中国强权政治和杀人治国的近代源头和榜样;曾国藩是仅次于毛泽东的、近代以来中国之最大戕害者。

 曾国藩野蛮残暴的从政思想,奇特地成为蒋介石、毛泽东这两个死对头共同的思想圭泉:蒋介石在真正接受基督教之前,对曾文正公的杀人治国之道亦步亦趋,毛泽东则更是举一反三,悟出了要想造反成功,须比镇压农民专家曾文正更残暴、更厚黑的“真谛”。

 一个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暴政制造着、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魔头毛泽东和半吊子独裁者蒋介石都共同尊崇“曾剃头”,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有趣现象,不知李劼先生何故失察?

 综上所述,曾国藩不仅没有任何改革的理念和作为,更是一个连人类最起码的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都沦丧了的反人类变态杀人狂!且其对中国的影响恶毒而深远。不知这样不耻于人类的渣滓货色,何以被李劼先生当作改革家和中兴功臣、当作政治家道德楷模?

五 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为何谬种流传、一错再错?

 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偏差,以致于谬种流传、误将恶魔当圣人,主要是因为对“正史(儒家官史)”的迷信、以及看待历史时喜好非此即彼、而疏于具体分析和甄别的笼统思维思维习惯。

 因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儒家官史至今仍深具权威性,而毛共时期批判儒家所造成的逆反效应、以及中共如今信誉的扫地,反倒增强了儒家官史的权威性;中国“正史”是统治者及其遗老编写的,由于曾经挽救满清于既倒,满清之“中兴功臣”曾国藩在“正史”中的形象,自然是高大的圣人形象,民国时期由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推崇,曾国藩的形象一直是正面而光辉;毛共上台之后,出于树立共产意识形态需要,儒家和满清双双被打倒,曾国藩的正面形象随之倒塌,更被当作“地主阶级反动头子”被批倒批臭;但在毛泽东之后,随着后毛泽东时代儒家和满清地位的“平反”,曾国藩的正面评价,也就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人看待历史,一方面迷信“正史”,一方面疏于作具体分析和甄别,结果就表现出偏听偏信、非此即彼——即“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等低劣思维习惯;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则加深了这种看待历史思维的低劣性。例如,“解放”前中国人受官史的影响,把所有的农民领袖都当作十恶不赦的贼寇,把王朝统治者及其奴才鹰犬当作正义的化身,而无视李自成和张献忠有很大区别、无视入关之满清远比李自成更加野蛮残忍、无视曾国藩比洪秀全更加残暴嗜杀…毛共,则把历史所有的农民造反领袖都当作英雄来歌颂,甚至把敌视先进文明、滥杀外国妇幼和传教士的义和团愚民愤青,吹捧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 

 而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时代的远去,凡是毛时代被批判过的东西:邓、陈等老干部、马寅初“计划生育”思想、满清、儒家、曾国藩…一个个都由臭狗屎成了香饽饽、被举国官民、知识分子急不可耐、不加甄别地扶正推崇。对中国人来说,既然“毛文革”是错的,那么老毛否定的一切都要肯定,因此,比毛泽东鼓励生育荒唐一百倍的“一胎化”计生政策轻易得以推行,至今倍仍受知识分子拥戴,因此,吴三桂、洪承畴翻身、岳武穆、郑成功受贬,因此,洪秀全沦为小丑、曾剃头荣膺“圣人”…

 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此种低劣惯性思维,更集中体现于“告别革命”的思潮中。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既然毛泽东的“革命”和“继续革命”把中国革得呜呼哀哉,那么革命岂非罪恶之渊、万恶之源?既然共产革命把中国革成一党专制,那么革命当然就是艾滋病毒、氰化钾,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告别革命者”们,闭着眼睛把革命当倒退,却无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惨无人道的阉人、缠足、株连制度;“告别革命者们”认定革命带来新专制,却无视独立战争(实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无视凯末尔革命成就了土耳其民主共和国、无视“康乃馨”革命带来了自由葡萄牙;“告别革命”者们不愿回首近在咫尺的欧洲共产国家获取自由之路:颜色革命使捷克获得新生、全民起义令罗马尼亚重获自由;“告别革命”者们更不愿面对在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恶性膨胀的今天、中共政权无药可救、唯有革命的手术刀方能切除的毒瘤现实,仍在以故作高深、对牛弹琴的方式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或利益的难以割舍之心。

 总之,对“告别革命”者来说,因为革命曾经革出过新专制,因此所有的革命都是坏的,终结共产专制的革命也是要不得的。

 中国人看待历史的低劣惯性思维,塑成了“告别革命”的荒谬怪论;而“告别革命”思想的作祟,则加深了中国人对曾国藩的歪曲认识和荒谬评价。因为把革命一概看作毒蛇猛兽,李劼先生等“告别革命”者,自然就容易把近代以来镇压革命的最成功者曾国藩,谬托为深具“内心修为”的政治家道德楷模了。

 六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为何热捧曾国藩?

“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忽然大力推崇曾国藩,大陆各出版社争相出版《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家书》…原本在大陆臭不可闻的地主阶级反动头子“曾剃头”,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师表之一。对曾国藩,中共为何由毛共时期的批判演变为江胡时代的力捧?这完全是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后维持专制统治的需要:

 毛共时期,曾国藩所代表的“外儒内法”正统,因为具有传统的力量,反而成为中共树立共产意识形态的障碍,因此中共一定要否定曾国藩(尽管毛泽东对其厚黑杀人之道始终保持不可言传的赞赏)。

 “六四”大屠杀后,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为了维持专制统治,中共越来越需要以煽动民族主义来骗取认同。曾国藩既是不问是非的死忠奴才典型、又裹着厚厚的儒家道德外衣,自然成了中共以文化民族主义以抵御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超级“神盾”,中共倾向民族主义是假,利用民族主义糖衣包装,向广大民众灌输奴才走狗毒品迷魂剂是真。

 满清覆灭后,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到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所有的独裁者都推崇曾国藩,这多多少少能够说明:曾国藩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

 晚清和后邓时期的中共政权都共同的大力推崇曾国藩,这决非偶然巧合,这都是人心丧尽的末路专制政权妄图骗取“合法性”的最后努力,两者都试图通过把一个死硬的专制卫道士、反人类杀人犯打扮成“曾文正公”,来宣示“正统”、骗取认同。

 但是,诚可谓“人算不如天算”,晚清早无多尔衮、康雍乾时期的强弓硬弩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后邓时期的中共红朝,也不具有毛共时期的意识形态、专政能力和闭关锁国条件,于是,他们所编撰的“曾文正公”道德文章始终遮盖不住反人类屠杀的猩红血海。于是,一百年前创造“曾文正公”道德楷模的的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彻底覆亡,一百年后重塑“曾文正公”形象的中共红朝,断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一定时期内的历史是这样的,一定时期内的历史人物也是一样;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因为“政治需要”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流氓被描成君子,暴君被涂成“圣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等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越来越小,历史人物的还原也就越来越接近其真实面目;随着中共专制势力的崩溃和学术自由在中国的新生,今后的中国人看待历史,必然会逐渐摆脱因中共毒害和陈腐愚昧的中国史官文化造成的低劣思维,曾国藩的恶棍和历史罪人真面目终将为世人广为所知。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星期二于曼谷流亡寓所   

注1:李鸿章语;
注2:太平天国《讨满清诏》;
注3: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注4:《湘军纪》;
注5:曾国藩奏章;
注6:曾国藩致李元度书;
注7:谭嗣同《仁学》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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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南京大屠杀


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湖北,意图调走天京的围敌。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江,占含山、巢县、和州。1863年2月底,李秀成率第二批部队渡江,并于3月占浦口,4月占江浦。进入皖北后,太平军受到湘军节节抵御,屡攻不克。进至六安后,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清军防堵甚严,李秀成就放弃了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了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天京。

  这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已增至3 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洪秀全又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6月20日,李秀成率部由九洑洲南渡抵京。在南渡过程中,太平军被湘军炮火打死和因饥饿而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到一万五千人。6月25日,湘军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二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被清军占领。太平军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与此同时,苏浙战场也在淮军的洋枪队、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趋于瓦解。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

  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要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弃城别走。洪秀全拒绝了,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实现了合围。3月14日,曾国荃部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从4月开始,湘军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51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稳。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天京城外最后一个据点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能够居高临下,监视城内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挖掘地道。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基本完成。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只得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清军以重大杀伤,但没能挡住湘军的攻势。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各营会同陆师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傍晚前后,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天京城内守军与入城湘军展开巷战,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自焚,十余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湘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据曾国藩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这次屠杀,是历来南京灾难中最惨烈的一次。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固然现在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有其局限性和残酷性,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湘军屠杀男女老幼、 糟蹋妇女的借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显然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清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到光绪登极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曾国藩因为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曾国藩于1872年在南京去世。六年后,在日本一个叫松井石根的人出生了。在清军的天京屠杀73年后,这个日本人带领着由日本人和朝鲜志愿军组成的军队在南京开始了违纪屠杀。作为职业軍人,松井因为发动南京大违纪屠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級戰犯。但曾国藩的口碑却从1980年代开始好转,还成为很多中国人赞扬与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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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军事镇压--曾剃头的由来


对太平天国的讨论,自民国初年就已有之。
蒋介石在增补曾胡兵语录序开篇即写道: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光荣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设施,则尤足称焉。余自幼习闻乡里父老所谈,已心向往之...庶几使当时革命之故实,诸杰之经济,得垂永久,而不为前清史臣一笔所抹杀。

当时的太平军得到人民拥护,连曾国潘也承认“贼匪有笼络之术”,“自岳洲以下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以为固然,官军一遇小辍,则四面皆贼”“江西之民从逆若归”“皖民被陷积久,迷溺尤深”。

身为湘军统帅的曾深知镇压太平天国关乎满清生死存亡,为达到战略目的,湘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手段是严酷的:
1864年7月14日(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写下: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对这种杀戮的惨状,他在《日记》有这样的总结:“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7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 “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曾的门人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是如此记录的:“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
为什么宫室民居都烧毁一空而贡院独存?道理也不复杂,因为贡院是考场,内无财货,所以湘军不来光顾。宫室民居都有财物可抢,湘军抢掠杀之后,把房付之一炬,以毁灭罪证。

谭嗣同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约30年,他曾到金陵,有这样的记录道:“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谭嗣同另处又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

比照谭嗣同的记述,没有否定太平军杀人。他说洪、杨军所至亦“颇纵杀”,至于已占据的城邑,“未尝尽戮”,没有屠城。但在湘军收复之后,却“良莠皆膏之于锋刃”,并“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入湘军的私囊。这里说得很清楚,太平军不是没有杀人掳掠,但更大的灾难来自湘军。 

太平军与湘军的比较,还可以看点旁证材料。如1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时,很快就消灭了留在城中的官绅、兵勇。因城内百姓曾力助江忠源守城,太平军遂大加报复,居民人等自尽者十分之三四,直至次日中午,太平军才“封刀”。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杀人当然不少。到1月17日,全城秩序逐渐恢复,胡以晃入城内后,百姓被征入伍,有的当兵或从事杂务,能识字、读书者得到优待,谓之“做先生”,充当文书、书手。对不愿入伍者,胡以晃贴出安民告示:“工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 这种既杀人又放人的现象应是符合实际的。

再看“曾剃头“的外号的由来,湘军李元度以江西人多“从逆”,提出大开杀戒,曾国藩批示道:“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之,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曾的这种方式确也收到相当效果。湘军朱品隆部驻扎在安徽石埭时,到处烧民房、抢财物,使石埭“城乡内外房屋安全者百无一二”,连地方上的“绅耆”亦发出“官军不若长毛之叹。” 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要属下的军兵“见屋即烧,烧一屋即赏一次,无论是民居还是贼馆。” 除军兵外,他还安排团练“专管烧屋”,要将“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一空。”

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 一个文人邹树荣的纪事诗中有这样的描写:“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对比之下,他还写有《纪平江勇事》诗,记述湘军在南昌近郊扎营情况:“伐树拆屋摧民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妇床。”移营梧桐岗后,更是“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牵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村炊黄梁,或索赎值充私赃”。“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值采箧囊。” 从中也可看到一些湘军平日驻兵的形象。

金田起义初起,远在广东的洪氏宗族就遭了灭顶之灾,两万余人被杀得干干净净,洪秀全家乡洪姓五百余人也无一幸免。永安突围时,清将赛尚阿在龙寮岭峡谷将太平军后卫军二千余人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对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也照杀不误,李鸿章的苏州杀降惨绝人寰,太平军“多由商贾力田之人”组成,都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屠杀他们对破坏生产力影响极大。

安庆城区本来是越语区,现在却成了北方方言区,同安庆所辖的太湖望江等县完全不同,原因就是湘军吉字营把安庆城内的3万老百姓几乎屠尽,至今安庆农村有民谣“鲜血满城流,死尸满街头,谁是杀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湘军那次屠城,把安庆的房屋也几乎烧光了,只有一个70米高的振风塔是石头的烧不掉,保存了下来,成为无言的见证。

湘军以如此屠杀手段镇压太平军,自然会激起民愤,攻安徽的情况是“民专以官军为难”无人卖粮,无人做向导,“派出细作,多为乡民綮杀”左中棠在河北攻捻军时的情况是“民团凶悍异常,不思剿贼,专以仇杀官军为事”曾“实堪痛恨”,镇抚对策只能是“见屋即烧”,“见长发者即杀”“以多杀为是”。

曾是清朝的汉人官员,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尽心尽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他对太平天国采取了残酷镇压手段,对汉人同胞血腥屠杀,其屠城之残烈不亚于清朝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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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
作者: 曾节明

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缘何成为共特的人生支柱?


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他(她)做了什么,而不是主要看他(她)说了什么,这是公理;否认这个公理,就会出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被认作“圣人”的怪现象。
  因此,要评价曾国藩,主要看他做了什么,而不能主要看他那本厚厚的道德文章——《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巨量地滥杀无辜;除了镇压太平天国外,曾国藩穷其毕生之力为满清“维稳”,并为之大量地滥杀无辜。
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期间,湘军从九江打到南京,攻一城屠一城,一路屠杀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湘军将领彭玉磷感叹:“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在这无数次屠城当中,较著名的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军将守城太平军暨其家属两万多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屠安徽宁国府,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立即执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内,二十多万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数十万老百姓惨遭屠杀,其中许多人是幼儿、老人和妇女;时在曾国荃军中的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见证:“……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湘军纪》)。当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南京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经过湘军的浩劫,史载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没有,全城几乎变为空城。
  这就是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它比起七十三年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烈文估计:湘军之屠南京,杀了二三十万人;但后人评估,遇害人数远不止此数,因为太平天国全盛时期南京有一百多万人口,而太平天国灭亡十一年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江宁”(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万人。
  然而莫大讽刺的是:制造日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成了战犯,早被判处死刑,而制造湘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曾国藩,迄今荣享“圣人”牌位、仍然受到顶礼膜拜。

  现在仍有诸多曾迷、曾粉指:屠城是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干的,曾国藩不能为此负责。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年曾国荃军对南京的围困,引发了城内的饥荒,太平军守将李秀成开启城门,放城内饥民一条生路,而出城的南京饥民,刚开始受到曾国荃的救助,但坐镇武昌的曾国藩闻知后,大为光火,去信严责曾国荃,令其务必把难民堵在城里,以消耗太平军的粮食、扰乱其军心,请看看:这就是曾国藩“爱民如子”的真相!为了成就“剿匪”的功名,老百姓的人命,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钱。这反映出:曾国藩比其弟曾国荃更加冷酷。
  曾国荃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舆论大哗,但曾国藩非但没有片言指责,反而要求他在攻打太平军余部时,继续推行“三光政策”,曾国藩恶狠狠地说:
要使太平军余部“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曾国藩奏章)”也就说,就应该把太平军活动区的老百姓杀光!
对于滥杀的指摘,曾国藩令人齿冷地批驳说:“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曾国藩致李元度书》 )”
  这段话明白表示:无辜老百姓的人命,在曾国藩眼里就是一根草,他就是要草菅人命、杀人如刈草。
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在湘军以狠毒著称,但仍有良心颤抖的时候:攻占安庆后,曾国荃曾于一天之内惨杀上万“战俘”(其中有许多是老百姓),终于杀得“于心不忍”,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说:杀人太多,害怕报应;曾国藩丧心病狂地回信说: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曾国藩家书》之《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与国荃国葆书》)。”
  他明白地为曾国荃滥杀无辜打气、鼓劲;终其一生,曾国藩从来没有半点为杀害无辜后悔的表示,这不是恶魔的心理素质么?
  很明显,曾国荃的南京大屠杀、以暨湘军李继宾、胡林翼等将领的屠城,背后站着曾国藩,曾国藩不折不扣是湘军大屠杀的总后台、“总设计师”。

  迄今有人说:哪场战争不死人?杀死无辜是镇压太平天国无可避免的!
  问题是,曾国藩之大杀无辜,出于“使民之畏我”的故意,而不是不可预料、无法掌控的不得已!试问:攻破“天京”后对老百姓的大屠杀大淫掠,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哪门子“必需”?相反,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统治区不分军民的疯狂屠杀,反而把敌方军民打成铁板一块,迫使太平军战斗到最后一人(反正投降也是死,而且还死得更惨——凌迟!),反倒大大地增加了战争的代价。正因为投降死得更惨,湘军攻九江时,太平天国贞天候林启荣率两广生力军一万七千人,竟在断粮三天的情况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血战到底、全部壮烈牺牲,此役也令湘军付出了伤亡七万多人的惨重代价。

  曾国藩在震惊于太平军英豪气概,发出“兵不如贼”错愕时,可否想过:正是他自己远远超出镇压所必需的滥杀政策,大大增加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曾向曾国藩说:如果不是湘军滥杀,太平天国根本撑不了这么久。曾国藩一时无言以对(大概自知理亏)。
而且,曾国藩的滥杀老百姓,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占区,早在湖南兴办团练时,曾国藩就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有一次曾国藩抓到十一个据说是抢了米行的农民,曾国藩竟然连审都不审,下令把他们全部砍头;曾国藩在湖南竭力鼓动滥杀滥捕,提倡团绅捕人,要求: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湖南并非太平天国统治区,试问:此种滥杀,是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吗?
  可见,曾国藩的滥杀,远远超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他的滥杀,是大规模的蓄意谋杀,曾国藩就是谋杀犯。

  曾国藩不仅大规模地滥杀无辜,而且杀人手段之血腥残忍,世所罕见,超越人伦底线,简直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 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军纪》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么行为?这难道不是食人恶魔的行为吗?
  这就是曾国藩儒家道德“圣人”真面目!这就是李劼所赞颂的曾国藩内心“修为”的真相!
  
  迄今有人说: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古人,曾国藩式的滥杀,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常见的。  这完全是对历史无知的想当然。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是大罪,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就不算什么吗?

  曾国藩在湖南的大杀滥杀,曾惹得舆论大哗,落得“曾剃头”的骂名——请注意:“曾剃头”的绰号,并非来自太平军,而是来自曾国藩自己的湖南老乡!

  当时目睹湘军的屠杀,不少士绅、甚至连满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们曾上书清廷弹劾曾国藩,指控曾擅杀良民。 (但清廷置若罔闻,反而多次下诏表彰,这反映出满清政权的非法性)
  湘军屠城的血腥残暴,甚至连湘军的将领都看不过去。湘军大将彭玉麟就先后于1861年安庆屠城后、1864年南京屠城后,两次致函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即杀掉屠城的直接责任人曾国荃,曾国藩置若罔闻。
  以上能够反映出:滥杀无辜按当时的道德标准稀松平常、不算什么吗?
明朝万历年间,为了反抗太监孙隆征税,苏州人罢市、游行示威、殴打明廷税监,有人提议动用军队镇压,“但太守(总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切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吴葛将军碑》)。
  更早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动用军队滥杀老百姓的常理,这能够说明古人的道德标准,不以滥杀无辜为大不了之事?

   至此已经很明显,曾国藩是一个极端凶残的反人类杀人犯,但这样一个大谋杀犯,缘何成了中国的“圣人”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所作的“道德文章”,而且此种道德文章深深迎合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有三部曲:

  一是奴才死忠,即忍辱负重、贱不可及地愚忠于一个无可救药的非法政权。在屠灭太平天国后,主动裁减湘军,处处向爱新觉罗家表忠。

  表面上看,曾国藩体现出来的是放弃“黄袍加身”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他急流勇退的奴才死忠像,意在博取“忠臣孝子”之私名。因为曾国藩以千万人人血为代价所维护满清,是一个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殖民政权,延续这样的政权,客观上只会起到耽误中国变革、加深中国苦难的作用,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客观作用,但为了一己之功名在所不惜。

  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但却厚颜无耻地对赵烈文说:“本朝君德正。。。”结果被赵烈文驳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面对赵烈文将满清政权非法性的点穿,曾国藩并为反驳,而是默然良久叹:“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这句语带惭愧的话,恰反映出他的理亏心虚——他杀那么多人镇压太平天国,竟然全无意义。
  当然,杀人有无意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捞到了“忠臣孝子”的名声。

  二是勤勉为官,“爱民如子”。应该承认,曾国藩为官主政,客观上做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事情,例如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实施了劝农、劝桑、清讼、减瑶、筹荒、整顿吏治。 。 。系列“德政”,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恢复性发展。
但以此作为曾国藩“爱民如子”的凭据,未免夸张:因为一则,曾国藩的德政,比其他屠杀的破坏来,实在是九牛一毛;二则,曾国藩在勤勉为政的同时,却依然有着磨牙吮血的另一副嘴脸,碰到不合纲常秩序的老百姓(所谓“刁民”),他仍然不由分说立即杀死,振振有词地说“乱世用重典”。

  此种矛盾的现象是怎么回事?说穿了很简单。以心理学的常识来说,一个视老百姓人命如草荠的人,是不可能真心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曾国藩真正关心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名声
  也即是说,曾国藩的勤勉为官,与其说是“为民”,不如说是“为名”——这就是“曾文正公”以暨很多“大儒”的真相。

  三是编撰《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满纸仁义道德,其作者却满手人血淋漓,这就构成一道最奇特的人文景观。为什么会这样?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分析说法长篇累牍,然而鲜有得要领者。曾国藩的做法,说穿了就四个字——欺世盗名。

  孟子云:“杀一无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李劼先生盛赞曾国藩为“君子”,不知屠戮妇婴之“功”远超洪秀全的曾国藩,符合儒家“君子”的那一条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清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将掳获的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拒不上缴。曾国藩九弟、湘军副统帅曾国荃有个外号叫“老饕”,以贪暴闻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购置田百顷(王闿运《湘军志》),其侄子曾纪芬称他这个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当时多人指称,曾国荃于攻占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却在袒护其弟之余,则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这种不合常理的辩护,除了反映曾国藩的虚伪和无耻以外,没有任何说服力。很明显,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私自抢走了所有太平天国的遗留财物,并刻意纵火掩饰。即使按照理学的标准,曾国藩也没有多少私德。

  曾国藩是一个只询私情,而不讲公义的人。比洪秀全更不把老百姓人命当一回事的曾国藩,在《家书》一副救世爱民的忠臣嘴脸,实际上他之所以死忠于满清,完全是因为满清给了他高官厚禄,而与国家、民族大义全然无关。满清贪残暴虐,他心里清楚;护大清救不了中国,他非常明白,但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些都无关紧要,誓把为虎作伥进行到底!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假道学人生;曾不仅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个十足的伪君子;那么这样一个伪君子为什么欺世盗名那样成功呢?这就涉及到后宋以来中国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国藩之所以欺世盗名大获成功:
  一是他剿杀太平天国胜利了。中国传统文化有以“成败论英雄”的短板,而缺乏悲剧英雄的传统。于是曾国藩“成者为王”,成功的血腥过程,则遭淡忘;倘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失败了话,他早已身败名裂沦为笑柄,其名声不会比贾似道好;

  二是他暨其家族的高官厚禄。曾国藩屠灭太平天国后,受封一等永毅侯,接连担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高官,其杀人犯的九弟曾国荃也当上两广总督,其子曾纪泽荣任满清驻英、驻法公使、太常寺卿。 。 。在汉儒的官本位文化中,这无疑是光宗耀祖的最高境界;
  三是满清暨理学史家的长期尊捧;

  四是中国知识分子趋炎附势、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 1949年以前,曾国藩被捧上云端,毛泽东时代,曾国藩被打成”反动分子“、“地主阶级刽子手”、“封建专制卫道士”。 。 。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改开”后,饱经“毛文革”祸害之苦的知识界,复又跟风摆向另一极端,闻风起舞,复又将马寅初、曾国藩等被毛否定的人,统统加以肯定,更加狂热地捧上云端。因此,“改开”后,大陆曾掀起曾国藩热,曾国藩更“圣”了,而中南海在共产意识形态破产的情况下,为了维稳,也乐得大树特树曾国藩这块维稳的“民族品牌”。

在晚清“中兴”三大名臣之中,曾国藩排名第一、荣膺“首圣”,其实客观地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曾国藩的才干和品格都是最差的,只是因为他“道德文章”的巧伪功夫吓得最足,所以三人中唯独曾国藩成就了“大儒圣人”的虚名。

  今天,曾国藩三字,俨然成了腐朽势力卫道士的价值观代名词,其《家书》已然成了奴才卫道哲学的价值观汇总。 2001年笔者在桂林电视台因文字“出事”后,一位惜才的领导故作高深、语重心长地劝我说:你最应该去读《曾国藩家书》。
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居海外,我都观察到一个规律:无论是国内循规蹈矩的官僚公务员,还是海外死心塌地效命于北京朝廷的特工,几乎都共同地崇拜一个人——曾国藩;他们都是以曾国藩的“忠臣孝子”价值观,来支撑自己的卑鄙无耻的奴性下作人生的。
  这难道不能说明一点问题吗?

曾节明 成稿于2015年六月十六日下午与雨晴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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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曾剃头天京屠城两个目的
帖子发表于 : 2017-06-12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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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曾国藩,是中国文明进步的必须

……
中国人即便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也是最残忍的民族之一。

阉人制度就是残忍的一大标志,从周朝到辛亥革命一连两千多年实行这一制度的民族,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凌迟——这种把人千刀万剐的惨绝人寰惨杀,居然作为国家明正典刑,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不能不说,与文化的缺陷有关。

中国在以后越来越残忍,它以两个汉人为代表,就是朱元璋和曾国藩。

朱元璋的野蛮在此不表,但说曾国藩:曾国藩是近代加剧中国野蛮化的头号“功臣”,中共之所以在各国共产党中,都属最为残忍之列(或许仅次于朝鲜劳动党与红色高棉),与曾国藩带来的残忍,密不可分。

简明地说,各国共产党都是残暴的,但共产党与尤为残忍的中国近代文化结合起来,就生出了特别残暴的中共。

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之所以变得尤为残忍,曾国藩罪责难咎!

曾国藩(主要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极端残忍地滥杀无辜,大大加深了中国文化的残忍。

2009年,盘古乐队的主唱手敖博、吉他手段信军前往台湾,途径曼谷,特意看望并宴请了正流亡泰国的笔者。席间信奉佛教的敖博说:中国地主士绅遭到中共的残酷屠杀,是曾国藩等人剥皮、凌迟惨杀滥杀农民的报应!
余闻言心惊,不禁灵动而神往。

以儒家信徒为代表的人则辩称:曾国藩杀的是太平天国暴徒,那些“贼”人该杀!杀那些人是仁义!

问题是,曾国藩的屠杀,远远超出了太平天国成员的范畴,不折不扣地是滥杀无辜:

曾国藩指挥湘军顺江而下进攻天平天国,从九江到南京,湘军攻一城屠一城,直杀得“鸡犬不闻三千里”,湘軍將領彭玉磷都感嘆:“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湧長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復九江屠城》)。

其中,著名的大屠杀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軍將守城太平軍暨其家屬兩萬多人全部殺光,又大殺城中百姓,城中積屍數萬,被拋屍長江者更難計數;

1862年屠安徽寧國府,老百姓被殺者難以計數;由於屍積如山,倖存者太少,兩個月後城中屍體還無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立即執行曾國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內,二十多萬湘軍見人就殺,見屋就燒,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南京城內數十萬老百姓慘遭屠殺,其中許多人是幼兒、老人和婦女;時在曾國荃軍中的趙烈文(曾國藩幕僚)見證:“……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湘軍紀》)。當年太平軍攻佔南京,南京城沒有受到大的破壞,而經過湘軍的浩劫,史載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沒有,全城幾乎變為空城。

  這就是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它比起七十三年後日本人製造的南京违纪事件,恐怕是天王盖地虎。趙烈文估計:湘軍之屠南京,殺了二三十萬人;但後人評估,遇害人數遠不止此數,因為太平天國全盛時期南京有一百多萬人口,而太平天國滅亡十一年後的光緒元年(1875年),“江寧”(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萬人。

  然而莫大諷刺的是:製造日軍版南京违纪事件的松井石根和谷壽夫成了戰犯,早被判處死刑,而製造湘軍版南京大屠殺的曾國藩,迄今榮享“聖人”牌位、仍然受到頂禮膜拜。

面对如此故意屠民滔天罪行,冠名“儒家”的人仍无耻地辩称:这是镇压天平天国的必须!

但曾國藩的濫殺老百姓,並不僅限於太平天國佔區,早在湖南興辦團練時,曾國藩就在省城長沙設立“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有一次曾國藩抓到十一個據說是搶了米行的農民,曾國藩竟然連審都不審,下令把他們全部砍頭;曾國藩在湖南竭力鼓動濫殺濫捕,提倡團紳捕人,要求: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湖南並非太平天國統治區,試問:此種濫殺,是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嗎?

  可見,曾國藩的濫殺,遠遠超出了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他的濫殺,是大規模的蓄意謀殺,曾國藩就是謀殺犯。

  曾國藩不僅大規模地濫殺無辜,而且殺人手段之血腥殘忍,世所罕見,超越人倫底線,完全可以用禽兽不如來形容:

  在圍攻江西興國、大冶的戰鬥中,曾國藩把俘獲一百三十四名太平軍,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遲”; 九江戰役中俘獲十二人,曾國藩命令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國藩命令“就地剜目凌遲”。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軍紀》載,“重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曾國藩命令)殺死後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麼行為?這難道不是食人惡魔的行為嗎?

  這就是曾國藩儒家道德“聖人”真面目!這就是李劼所讚頌的曾國藩內心“修為”的真相!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辩称: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古人,曾國藩式的濫殺,在當時的時代是很常見的。

 這完全是對歷史無知的想當然。按今天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是大罪,按當時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真的就不算什麼嗎?

  在率军讨伐太平军之前,曾國藩在湖南的大殺濫殺,曾惹得輿論大嘩,落得“曾剃頭”的罵名——請注意:“曾剃頭”的綽號,並非來自太平軍,而是來自曾國藩自己的湖南老鄉!
  當時目睹湘軍的屠殺,不少士紳、甚至連滿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們曾上書清廷彈劾曾國藩,指控曾擅殺良民。(但清廷置若罔聞,反而多次下詔表彰,這反映出滿清政權的非法性)
  湘軍屠城的血腥殘暴,甚至連湘軍的將領都看不過去。湘軍大將彭玉麟就先後於1861年安慶屠城後、1864年南京屠城後,兩次致函曾國藩,要求曾國藩“大義滅親”——即殺掉屠城的直接責任人曾國荃,曾國藩置若罔聞。

  以上能夠反映出:濫殺無辜按當時的道德標準稀鬆平常、不算什麼嗎?

  无需比历朝中最为文明的宋朝,比比明朝如何?萬曆年間,為了反抗太監孫隆徵稅,蘇州人罷市、遊行示威、毆打明廷稅監,有人提議動用軍隊鎮壓,“但太守(總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招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切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吳葛將軍碑》)。

  更早且在汉族所谓正统王朝中最为残暴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動用軍隊濫殺老百姓的常理,這能夠說明古人的道德標準,不以濫殺無辜為大不了之事?

曾国藩何止不符今日的“普世价值”?他既不符合古道,也不符合“儒道”。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

试问: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曾国藩符合什么儒家之道?

难怪儒家信徒蒋介石在日记中会批曾国藩“近乎伪”,蒋介石最崇拜的是王阳明,而非曾国藩。

难怪毛泽东会对曾国藩五体崇拜,他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显而易见,曾国藩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腥风血雨,大大地加深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残忍,但把这种残忍大而化之,深深影响后世的,却是曾国藩身后的满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

鲜有人注意到:正是以咸丰和叶赫那拉们为代表的满洲主子,把杀人权下放——给予了曾国藩、叶名琛、骆秉章、李鸿章之流惨杀、滥杀的权力(百年后,毛泽东把这种手法玩得炉火纯青);

而更是殖民中国的满洲征服者,一次又一次地表彰曾国藩们滥杀、惨杀,并给予了杀人犯们“曾文正公”等荣耀和地位,终于使得杀人犯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主流,以致独裁者中良心和善根都很大很深的蒋介石,都未能免俗。

可见满洲征服者树立的这个“曾武歪公”,其流毒之深!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以中共曾经批判曾国藩,来为曾国藩辩护。其实,中共批判曾国藩是在毛泽东时代,且以马列阶级论的角度进行批判(因中共自命是造反农民阶级的同盟),中共批判曾国藩代表的“阶级”,而从未批判曾国藩的惨无人道,更未提及他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毛共以阶级论批判曾国藩是错误的,不等于“邓改开”时代重树“曾文正公”就是正确的。

将曾国藩这么一个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杀人犯长期奉为圣人,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耻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不重新审视曾国藩的滔天罪孽,人道主义在中国就树不起来。


曾节明 于2017.6.11于丁酉丙午己巳于晴热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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