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暴民革命军论坛

盘古暴民,杀尽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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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帖子发表于 : 2017-06-19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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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德而用事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德不足,那你最好还是失败,免得你承担自己承担不了的重负。
——刘仲敬



问:之前从新闻得知,香港、内蒙、新疆、西藏的独立人士在日本一起开会。那些渴望建立诸夏其一的人士,因内地不能成立政党且危险,若在海外成立临时政府,以夺独立之先声,聚同道之合力,有何利弊,共匪会暗中破坏吗?


刘仲敬:这是早晚的事情。人是不能太聪明的,太聪明了就会给自己招来更大的灾害。所谓亡秦者胡就是这个道理,秦始皇以为亡秦者胡指的是匈奴,费了很大力气去打匈奴,却不知道胡亥就在他身边。蒋介石为了镇压雷震和胡适这些岛内的自由派,用尽了浑身解数,结果镇压了他们的结果是,把大中华的自由派给打掉了,把台独这个反对派给鼓励出来了,因为空出了一个生态位。你既然把比较温和的反对派打掉了,然后就只能把生态位留给更加激烈的反对派了。如果一个人太贪,不能满足上帝的律法允许他占有的那个基本格局,一定要占据比自己本来应得的东西更多的东西,那么总是避免不了这种结果。你排斥掉那些比较温和的、比较靠谱的反对派的后果,像宋人打发掉契丹换来了女真、然后打发掉金国换来了蒙古一样。因为你只要是个凡人的话,你不可能十全十美。表面上看来你最讨厌的那些人,或者说你觉得是社会上或世界上给你构成障碍的那些势力,一方面是在妨碍你,另一方面也是在约束你。如果失去那些约束的话,你可能比受到障碍还要糟糕,因为阻碍你的人或势力很可能同时也是保护你的人和势力。人就像深海鱼一样,如果突然撤去了周围的压力浮到水面上,就会内脏爆裂而死,因为你适应不了那个失去压力的环境。

共匪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彻底的,所以它死的时候一定是最难看的。它排斥民主派、排斥启蒙派那些诸如此类的做法,其实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本来可能成为这些人的那些潜在力量逼到更加危险的生态位上去。89年那一个事件发生以后,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预告。本来这奖应该留给中国的民主人士的,结果却留给了达赖喇嘛,这就预示着将来的前途。从那一年以后,台湾、西藏这些地方就不可能挽回了。在南方周末仰望星空那个时代,香港、满洲或者诸夏独立,在当时还是不一定的,但是2012年以后的事情发展下来,已经使香港不可能再回归了,接下来的事情肯定会按照原来的剧本一轮一轮地向内卷。只要你把比较接近的、比较温和的生态位打掉,那些生态位原本蕴藏的力量肯定会转向更加危险的力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使更多的分离主义者像母鸡下蛋一样一轮一轮地产生出来。你逼得越紧,他们就越会向更加激烈的方向去抱团取暖,然后繁殖出同类的、但更加激烈的力量出来。这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取决于某几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像一个自动机一样不断繁衍展开,一旦开始了以后就没有办法终结。当然,破坏是必然的,总会有破坏的,国民党那时还不是要照样破坏台独,但是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断送了那些有一定既得利益、同时对桂枝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感情牵挂的老一代,然后使更加年轻、更加激烈、感情牵挂更少的新一代接受教训,一方面主观上接受教训,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不能立足,只能向更加激烈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卷过来,结果就肯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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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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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

问:如何获知自己的阶级地位?收入与家产可靠吗?还是其他一些生活细节?

刘仲敬:什么是你的阶级地位?就是你感觉到最轻松、最舒适的地方,一举一动都可以仅仅运用本能而不需要运用大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就处在你的最适阶级地位。打个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觉得骑自行车或者是游泳很费事?答案是你刚学的时候,那时候你需要不断动大脑,转弯的时候你要动一动大脑,想怎么样转,摇动的时候你要动一动大脑,想怎么样摇。但是你骑得很熟练或者游得很熟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运动大脑了。这时候,需要转弯的时候,你的肌肉会根据肌肉习惯自动运行,你可以骑在车上心不在焉,可以躺在水上心不在焉。一切需要动作的时候,你的肌肉都会自动替你完成,习惯和本能都会自动替你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轻松舒适。如果你处在你自己本来的或者是最合适的阶级地位,你就处在这个熟练的骑车人的那种状态上面。你不动大脑,一切都由你祖先的遗传和你幼年的习惯替你解决了。

相反,如果祖先的遗传或幼年的习惯不能解决问题,你需要经常运用你自己的大脑,那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了你原有的阶级地位。如果你运用大脑的方式与你的习惯、本能和遗传有严重的冲突,那就非常糟糕了。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适,而且会直接损害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病表面上是医学性质的,实际上是社会性质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病人本身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不吻合的地方,为了有意识地弥合这种分歧,消耗了太多的精神能量,使自己处在某种相当于是精神崩溃的状态。像胃溃疡之类的疾病,众所周知老生常谈,就跟这种状态很有关系。诸如此类的阶级病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详细列举了。

自由派的传统观点在于,一切都是教育,如果不适合的话,你可以通过教育来适应社会,或者通过改造社会来使大多数人处于感觉最舒适的位置;而保守派的传统观点则是认为一切都是遗传,有些东西是天生的、你改不了的;经验主义则是近乎不可知论的,持调和态度,更强调处于两者之间的习惯的地位。习惯呢,说遗传吧,可能与遗传有关,说教育吧,也可能与教育有关,但由于谁都不能真正搞清楚这里面的奥妙,所以大家都可以保持模糊。但无论哪一种解释正确,阶级问题都是社会适应性的核心所在。

例如,知识分子在跟比自己阶级地位高的人相处的时候,特别容易倾向于教条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感到不安全。他的经验中处理不了的东西,他只能到书本上去找知识。这种做法在根据经验办事的贵族看来,不可避免地让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同时,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他自己觉得安全的范围,也就是说他自己最了解、他比别人都了解的那些理论知识方面,他又立刻是血压降低了,浑身都轻松了,一切都自由自在了。但是别人在这种环境下,就像是一个刚刚学跳舞的男孩那样笨手笨脚,这个引子也会弄错,那个引子也会弄错,表现得不如他灵活自在。所以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是知识分子在阶级地位上升的状态下所暴露出来的一种反应。

相反,原先并非知识分子、但阶级地位比知识分子高的贵族,根据习惯和经验办事的人,他就像是传说中的宣统皇帝一样,别人问他,这几幅画是真是假,他说是假的,问他什么道理,他说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就觉得跟我家里面挂的画不像。这就是缺乏理论知识的贵族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他们更强调习惯和经验,而且觉得他们的习惯和经验比起理论知识更可靠,弹性和灵活性更强。

如果太多的人都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不和的状态,不仅自己过得不舒服,而且社会也没法稳定。我们要知道,自由主义者对公正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公正不公正,不是说看你挣钱挣多少,而是看你是不是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吻合的位置上。用我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你是不是存在德不配位的问题。如果德能配位,那么你和你周围的环境都会很稳定;如果德不配位,你和你周围的环境都会不稳定。

因为人像电子一样,本能地走向最适合自己的能级,也就是抵抗力最低的地方、自己感到最舒服的地方。氯化钠或者食盐之所以能够形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氯和钠这两种元素,它们一个是多了一个电子,一个是少了一个电子,碰到一起就像男人和女人结婚一样,多出的电子填进少出电子的轨道里面去,双方都非常舒适,都进入了比原先更稳定的状态;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状态的话,双方都进入比原先能级更高、更需要费力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格局就不稳定了。

大家习惯上的正义不正义,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如果你的位置符合你真正的阶级身份的话,那么你就会进入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氯化钠状态,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稳定,很不想拆散原来的状态;如果是相反的话,那么大家都很想拆散原来的状态。这种状态跟金钱多少的关系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阶级地位所需要的金钱都是不相等的。同样数目的金钱,对有些人来说是处在最适阶级地位,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处在最不适阶级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金钱只是阶级地位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阶级地位的可以说是抗原抗体的那种东西,是跟金钱无关的。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财产权神圣是维护阶级的一种手段,但绝不是阶级的全部。他正确地看到了,随随便便地破坏财产权会导致不稳定。例如像是以前打土豪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贫下中农即使分到了东西,也不珍惜,很快就糟蹋掉了。因为一方面,它跟自己挣钱挣来的东西不一样,他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用过,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用,自然很容易就糟蹋了,另一方面呢,他对自己所占有的东西感到不安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乡团就来了,也很害怕把财产给他的人也会把财产夺去,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能花就花,能糟蹋就糟蹋;而自己开荒种地得到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一方面是在开荒种地的过程中间等于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就学会了怎样最恰当、最经济地使用这些财产,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他的东西是自己挣来的,不会被别人夺去,所以有长远的观念。这就是阶级习惯的问题。同样一份财产,在两种不同的人当中会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

这样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就是,集体农庄的领导必须是用严刑峻法来对待那些弄坏了拖拉机之类的农民。弄坏了拖拉机,无论你是有心还是无心的,他都会说你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相反,在原先的富农阶级掌握土地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必要。富农阶级,如果他能够买得起拖拉机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个拖拉机当作像是过去的牲畜那样,极端地珍惜,生怕把自己的财产弄坏了。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习惯干活的人,因为自己是干活好手才买的拖拉机的,所以他也会懂得怎样利用拖拉机。

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这种现象,就觉得财产权的神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随便破坏。但是财产权其实只是阶级地位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大多数阶级地位,与其说是依赖物质,不如说是依赖知识和习惯。不同阶级配伍的情况下,这种习惯的差别会表现得非常清楚。像十九世纪小说家就最喜欢描绘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习惯的不同,以及随之而造成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冲突。像巴尔扎克就喜欢写这样的题材: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美德是强调家庭,强调勤俭节约,他们的女孩如果嫁给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就会非常痛苦,但是艺术家并不是坏人,也并不是想虐待她,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阶级习惯做事;或者说是,贵族和布尔乔亚联姻,正向联姻,男性贵族和女性布尔乔亚的联姻,或者说是发财的布尔乔亚和女性贵族联姻,都引起了无数的故事。这就是阶级的故事。

少量的阶级变迁可能是只影响当时的人和他周围为数不太多的人,但是如果社会动荡得太厉害,大多数人都处在跟自己的德性或者习惯的阶级地位不符的状态下,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稳定了。所有人都本能地感到不舒服,本能地仇恨这个社会,这一点是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所不能解释的。即使这个社会当时处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好像大多数人都变得更富了,但是由于大多数人都像是植物从花盆里拔出来一样,脱离了自己原先习惯的位置,他们在自己不习惯的位置上是不舒服的。即使将来能稳定的话,那也是几代人之后的事情了。

任何人离开了自己原有的阶级地位,对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例如,一个失去阶级地位的贵族,他最有可能做的事情不是去做资产阶级、凭劳动挣钱,而是去做强盗。因为他的天赋就是战斗,在他失去自己原来的位置不能战斗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强盗了。我的一个在清朝末年时期的祖先就是这样变成棒匪的。之所以会变成棒匪,就是因为他原先就是士大夫阶级,出于政治斗争、运气不好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他这一代突然败家了,然后他坚决地不能忍受普通市民阶级那种干活挣钱的生活,唯一能够使他满意的生活就是棒匪。做了棒匪以后,他仍然能使普通的小老百姓感到害怕,而且他原先如果做了平民阶级就会失去用武之地的那些政治经验,在江湖社会中还能够得以发挥。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湖人物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很容易当上皇帝、大臣和将军,而真正老老实实、胼手胼足干活的农民不大可能,他们顶多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升级为地主、大地主,但是却很难通过变成政治人物发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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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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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输出者的防火墙
刘仲敬


“美国同各国之间基本没有秘密协约, 美国同日本间于1905 年!1908 年和1917 年三次协商, 不仅没有第三国针对, 且都是公开发表的。”尽管日俄协约同样涉及满洲问题,双方却无意公开交涉结果。英法、英俄协约和俾斯麦的德俄协定也是这样,甚至沙皇和许多大臣都不了解本国的全部义务。

威尔逊主义早在威尔逊当选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是超越党派和左右的特征,不仅产生了唯我光明正大的美国特殊论,事实上也避免了内外部门的冲突和相互矛盾的承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键就在于德俄大臣无法同时履行公开和秘密的协定。军部绑架政府,是因为军方不知道外交家的秘密承诺。文武双方只有在图穷匕见的时刻才能理解本国的全部义务,而这时已经不可能重新制订动员计划了。

英印帝国和殖民部不了解威斯敏斯特的秘密协约,导致了伊拉克、叙利亚的分割。阿拉法特、霍梅尼和八个大大,都是从秘密协议划破的伤口脱颖而出的。秘密协议最大的危险是宪法性的,势必推动英印帝国的满洲国化。殖民主义的后退,避免了这场宪法危机。鲁登道夫的体制外大权和霍亨索伦王室的退位,是秘密协议破坏大臣集体责任的国内后遗症。昭和军部的跋扈,只是德俄同类宪法危机的极端化,之所以没有在发源地表现出来,是因为两大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威尔逊主义对公开外交的执着,本质上是宪法精神的外部投射。国际政治的法律化有助于预防国内法律的政治化,否则美国不可能安全地放弃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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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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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秩序积分学教程》
刘仲敬


八个大大在一带一路砍头的事情,跟传教士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上次发生同样的事情,砍下的脑袋属于江淮利亚国企工程师。七个大大的舆论导向是要忽悠小粉红,暗示八个大大是七个大大的好朋友,所以你们的父亲和丈夫不会出事,你们要鼓励他们放心上路。当然七个大大是谁也不会管,而且没有能力管的。等到一带一路全面启动,脑袋必然越砍越多,上山下乡的小粉红,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多。这时的舆论导向,就会转向完全禁止报导。不知趣的小粉红,最后会沦为上访群众。

如果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去华北解放区宣传三民主义,得到的下场也是这样。贵匪会砍掉一部分小粉蓝的脑袋,剩下的人去重庆上访,就会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坐进蒋介石的监狱。其中一部分大彻大悟以后,很可能会投奔延安,狠狠报复忽悠他们的国民党宣传部,所以小粉红也很容易通过同样的路径,自动演化成小粉绿。女人很容易嫁给强奸她的男人,如果她走投无路的话,也很容易诬陷忽悠她的太监,如果她得到其他选择的话。

博弈的关键在于蒋介石非常依赖共产国际,否则根本没有抗战的可能,史达林却并不依赖蒋介石,人家没有你也是世界亚军和头号反派。人肉盾牌多一块,可以增加革命统帅的业绩,但少了你这一块,也不影响革命统帅的交椅。七个大大在八个大大面前的地位,跟蒋介石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蒋介石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企图发明和依靠的中华民族并不存在,卖菜香得不到饭钱,只能听到钱币的响声。七个大大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像入关的鲜卑人满洲人一样严重费拉化,又发现老家落入共产国际和八个大大手中。一号反派不是肥猪能够胜任的,走北洋军阀的汉奸之路又咽不下这口气。

传教士有没有掌握真理,这事只有上帝知道,但他们作为民族甄别标记和组织度提供者的意义,我老人家是心里有数的。满洲国的基督教联合会非常热衷于内亚宣教,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其中占了极大的比例。日本一方面以满洲穆斯林的保护人和内亚穆斯林的民族发明家自居,另一方面又绝不允许任何人损害皇军的面子。这些传教士在日本不肯给天皇的照片鞠躬,在满洲反对萨满教的神道化,如果回到本国,就是天诛的优先对象,但是如果死在外面,就是皇军的面子问题。这种近乎生物学的本能反应,就是民族发明的基础和发明效果的试纸。教会内部对自己殉道者的态度,也是共同体组织度的可靠指标。

费拉的共同体天花板,大体不会超过儒家宗族。义和团在费拉当中,不算是最低的。列宁主义团体具备高负组织度,体现于他们自相残杀的巨大能力。他们的组织度为负,因为内亚和其他秩序输出者的征服能力和内部的信任团结是一体两面。如果你看到他们渐渐杀不动了,那就是说他们已经严重费拉化了,但费拉化的彻底完成,还是要等到亡国的时刻。这时老共产党员倒毙于莫斯科养老金领取者的长队中,鲜卑征服者的子孙依靠满洲征服者逃离张献忠的饭桌。

任何外来教会的组织度都高于费拉,所以白莲教和明教才会变成叛乱的凝结核,但如果横向比较,吏治国家有能力统治的东亚教会一般斗不过他们在西亚的同侪。西亚的教会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下,是地方事务的主要经纪人。如果你是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徒、犹太人或某派穆斯林,你的税收、司法、婚姻、商务都是由你的主教、拉比和教法学家负责的。苏丹和沙阿只统治你的教长和领主,并不统治你。穆斯林团体的自治权不如欧洲城市和阶级边界明确,但享有的权利地板从来都高于东亚宗族和编户齐民的天花板。

自治能力的大小,可以理客中地体现为法律规范的信息量。拉丁教会的罗马法和日耳曼骑士的习惯法势均力敌,位于人类已知历史的最高水准。东方教会和沙里亚法在数量级上基本相当,构成第二个台阶。儒家习惯法即使按照最宽泛标准,仍然低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和日本武家诸法度。自称唐人的老派穆斯林团体在大清享有的自治,根本不能跟基督徒在阿拉伯和土耳其征服者治下的权利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或任何期望大一统的东亚政权和所有只了解东亚历史传统的知识份子,都把宗教自由理解为原子化个人的纯粹思想观念。任何宗教的秩序生产能力只要接近中东标准,就必然会使基于编户齐民的吏治国家无法实施有效统治。这时,他们必然得到邪教的称号。

邪教和蛮族的马基雅维利定义,就是说你的秩序输出能力足以瓦解现存秩序,但不足以或还没有建立你自己主导的新秩序,跟你的思想观念属于什么流派没有直接关系,跟和平主义的倾向大小尤其没有关系。五贤帝时代和德川时代的基督教,都是如假包换的邪教。如果东亚未来由基督教统治,那么他们必然在某一个阶段得到邪教的称号,或者同时得到邪教和法西斯的称号。如果东亚未来由伊斯兰教或其他势力统治,那么他们就有很大机会,像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教会和科普特教会一样,永远得不到邪教称号。

任何教会在输出秩序的最初阶段,都要依靠母体的秩序生产能力。如果母体的秩序生产能力高于目标社会,就像水往下流。反之,逆水行舟。文明核心区的教会自古以来向全世界输出,内亚教会自古以来向东亚输出。如果你的组织母体能够作为顺民,跟吏治国家相安无事,那么你企图统治吏治国家无法统治的目标社会,就一定会失败,但如果你只想输出知识份子的思想观念,那就只需考虑思想本身,但任何思想都不是秩序的生产或秩序的来源,只是秩序的解释。虔诚和狂热的信仰是秩序的来源,但并不需要任何知识。符合知识份子口味的教会,在政治上都是软弱的。任何教会如果没有柔性规训无产阶级的能力,在政治上就输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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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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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晋国与中国
刘仲敬


蒙古人非常清楚晋国和中国的天然边界。成吉思汗认为晋国属于内亚,所以才会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晋国采邑,都属于自家骨头或大根脚。 “自太宗丙申分封,平阳路、太原路即成为术赤、察合台位下的汤沐邑。由于二王封户在当地各有四万余户,分别占太原、平阳二路民户的62 %和34%。且窝阔台汗又明确赐予二王平阳、太原两地。”

中国采邑大部分封给了外样大名。 “与蒙古贵族'宠功裂土,犬牙藩卫'的同时,中原汉地大都委付降蒙的汉族世侯进行统治,大部分蒙古诸王勋贵的投下封户是散在刘黑马、史天泽、张柔、严实、张荣、李璮、邸顺等汉世侯的地盘内。世侯军阀'官制民赋,生杀予夺,咸专一方',某种程度上类似唐代藩镇。蒙古封君贵族在中原的封邑遂较难超越他们另建一套投下行政机构,而多以世侯旧官为'守土'臣,通过'官吏随地所属',定期朝见,子弟入侍王府等方式加以羁縻控制。诚然,蒙古封君贵族对五户丝封邑的控制程度是不平衡的。在太原、平阳等汉世侯势力不太强的地区,诸王封君的势力得到长足的扩展。例如术赤后王将所授平阳分地细分为五、七十份,次第授予王妃、王子,且'各差官临督','诛求无艺'。很明显,这部分地区的诸王食邑一度近似蒙古兀鲁思封国。而汉世侯势力较强的山东、河北等大部分地区,诸王贵族封君的权力却未能充分施展。该地区各投下封邑往往因若干汉世侯辖区的存在,或在同一路内'众统寡,大临小',互相交织混杂;或同一投下封户分处两三个路。如东平一路即含有木华黎国王、弘吉刺部、汪古部驸马等十余投下的封地。而哈撒儿大王的封地又散在济南张荣、益都李璮两个军阀的辖区。”

蒙古贵族像大英帝国一样,允许各土邦使用自己的习惯法,然而只有外样大名羡慕行省官吏,不肯让自己的子弟留在乡下做土豪。结果元末大洪水,中国人口基本灭绝,明初人口替代,都来自洪洞大槐树。

常遇春在灭绝中国人口的活动中,贡献特别突出,从某种意义上,预表了八个大大的未来。今天的驻马店人民,都应该感谢王保保的晋蒙封建军队,将他们当时还在晋国的祖先,从食人族的北伐军烤盘里救出。蒙古殖民主义末期的晋国,很像英国殖民主义末期的香港,为中国难民争取到几十年的缓冲,直到改革开放回国建设。

至正五年分民,是晋国封建主义和中国行省主义的十字路口。满洲人封建九公以来,东亚北部封建与郡县犬牙交错的状态终于向泾渭分流的状态转化。山东行省的产生,意味着古老的满洲殖民地平卢-天平-东平领地最终灭亡。义和团和山东老干部的策源地,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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