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暴民革命军论坛

盘古暴民,杀尽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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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帖子发表于 : 2017-06-19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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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德而用事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德不足,那你最好还是失败,免得你承担自己承担不了的重负。
——刘仲敬



问:之前从新闻得知,香港、内蒙、新疆、西藏的独立人士在日本一起开会。那些渴望建立诸夏其一的人士,因内地不能成立政党且危险,若在海外成立临时政府,以夺独立之先声,聚同道之合力,有何利弊,共匪会暗中破坏吗?


刘仲敬:这是早晚的事情。人是不能太聪明的,太聪明了就会给自己招来更大的灾害。所谓亡秦者胡就是这个道理,秦始皇以为亡秦者胡指的是匈奴,费了很大力气去打匈奴,却不知道胡亥就在他身边。蒋介石为了镇压雷震和胡适这些岛内的自由派,用尽了浑身解数,结果镇压了他们的结果是,把大中华的自由派给打掉了,把台独这个反对派给鼓励出来了,因为空出了一个生态位。你既然把比较温和的反对派打掉了,然后就只能把生态位留给更加激烈的反对派了。如果一个人太贪,不能满足上帝的律法允许他占有的那个基本格局,一定要占据比自己本来应得的东西更多的东西,那么总是避免不了这种结果。你排斥掉那些比较温和的、比较靠谱的反对派的后果,像宋人打发掉契丹换来了女真、然后打发掉金国换来了蒙古一样。因为你只要是个凡人的话,你不可能十全十美。表面上看来你最讨厌的那些人,或者说你觉得是社会上或世界上给你构成障碍的那些势力,一方面是在妨碍你,另一方面也是在约束你。如果失去那些约束的话,你可能比受到障碍还要糟糕,因为阻碍你的人或势力很可能同时也是保护你的人和势力。人就像深海鱼一样,如果突然撤去了周围的压力浮到水面上,就会内脏爆裂而死,因为你适应不了那个失去压力的环境。

共匪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彻底的,所以它死的时候一定是最难看的。它排斥民主派、排斥启蒙派那些诸如此类的做法,其实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本来可能成为这些人的那些潜在力量逼到更加危险的生态位上去。89年那一个事件发生以后,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预告。本来这奖应该留给中国的民主人士的,结果却留给了达赖喇嘛,这就预示着将来的前途。从那一年以后,台湾、西藏这些地方就不可能挽回了。在南方周末仰望星空那个时代,香港、满洲或者诸夏独立,在当时还是不一定的,但是2012年以后的事情发展下来,已经使香港不可能再回归了,接下来的事情肯定会按照原来的剧本一轮一轮地向内卷。只要你把比较接近的、比较温和的生态位打掉,那些生态位原本蕴藏的力量肯定会转向更加危险的力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使更多的分离主义者像母鸡下蛋一样一轮一轮地产生出来。你逼得越紧,他们就越会向更加激烈的方向去抱团取暖,然后繁殖出同类的、但更加激烈的力量出来。这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取决于某几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像一个自动机一样不断繁衍展开,一旦开始了以后就没有办法终结。当然,破坏是必然的,总会有破坏的,国民党那时还不是要照样破坏台独,但是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断送了那些有一定既得利益、同时对桂枝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感情牵挂的老一代,然后使更加年轻、更加激烈、感情牵挂更少的新一代接受教训,一方面主观上接受教训,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不能立足,只能向更加激烈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卷过来,结果就肯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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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帖子发表于 : 2017-06-19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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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

问:如何获知自己的阶级地位?收入与家产可靠吗?还是其他一些生活细节?

刘仲敬:什么是你的阶级地位?就是你感觉到最轻松、最舒适的地方,一举一动都可以仅仅运用本能而不需要运用大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就处在你的最适阶级地位。打个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觉得骑自行车或者是游泳很费事?答案是你刚学的时候,那时候你需要不断动大脑,转弯的时候你要动一动大脑,想怎么样转,摇动的时候你要动一动大脑,想怎么样摇。但是你骑得很熟练或者游得很熟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运动大脑了。这时候,需要转弯的时候,你的肌肉会根据肌肉习惯自动运行,你可以骑在车上心不在焉,可以躺在水上心不在焉。一切需要动作的时候,你的肌肉都会自动替你完成,习惯和本能都会自动替你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轻松舒适。如果你处在你自己本来的或者是最合适的阶级地位,你就处在这个熟练的骑车人的那种状态上面。你不动大脑,一切都由你祖先的遗传和你幼年的习惯替你解决了。

相反,如果祖先的遗传或幼年的习惯不能解决问题,你需要经常运用你自己的大脑,那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了你原有的阶级地位。如果你运用大脑的方式与你的习惯、本能和遗传有严重的冲突,那就非常糟糕了。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适,而且会直接损害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病表面上是医学性质的,实际上是社会性质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病人本身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不吻合的地方,为了有意识地弥合这种分歧,消耗了太多的精神能量,使自己处在某种相当于是精神崩溃的状态。像胃溃疡之类的疾病,众所周知老生常谈,就跟这种状态很有关系。诸如此类的阶级病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详细列举了。

自由派的传统观点在于,一切都是教育,如果不适合的话,你可以通过教育来适应社会,或者通过改造社会来使大多数人处于感觉最舒适的位置;而保守派的传统观点则是认为一切都是遗传,有些东西是天生的、你改不了的;经验主义则是近乎不可知论的,持调和态度,更强调处于两者之间的习惯的地位。习惯呢,说遗传吧,可能与遗传有关,说教育吧,也可能与教育有关,但由于谁都不能真正搞清楚这里面的奥妙,所以大家都可以保持模糊。但无论哪一种解释正确,阶级问题都是社会适应性的核心所在。

例如,知识分子在跟比自己阶级地位高的人相处的时候,特别容易倾向于教条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感到不安全。他的经验中处理不了的东西,他只能到书本上去找知识。这种做法在根据经验办事的贵族看来,不可避免地让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同时,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他自己觉得安全的范围,也就是说他自己最了解、他比别人都了解的那些理论知识方面,他又立刻是血压降低了,浑身都轻松了,一切都自由自在了。但是别人在这种环境下,就像是一个刚刚学跳舞的男孩那样笨手笨脚,这个引子也会弄错,那个引子也会弄错,表现得不如他灵活自在。所以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是知识分子在阶级地位上升的状态下所暴露出来的一种反应。

相反,原先并非知识分子、但阶级地位比知识分子高的贵族,根据习惯和经验办事的人,他就像是传说中的宣统皇帝一样,别人问他,这几幅画是真是假,他说是假的,问他什么道理,他说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就觉得跟我家里面挂的画不像。这就是缺乏理论知识的贵族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他们更强调习惯和经验,而且觉得他们的习惯和经验比起理论知识更可靠,弹性和灵活性更强。

如果太多的人都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不和的状态,不仅自己过得不舒服,而且社会也没法稳定。我们要知道,自由主义者对公正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公正不公正,不是说看你挣钱挣多少,而是看你是不是处在跟自己阶级地位吻合的位置上。用我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你是不是存在德不配位的问题。如果德能配位,那么你和你周围的环境都会很稳定;如果德不配位,你和你周围的环境都会不稳定。

因为人像电子一样,本能地走向最适合自己的能级,也就是抵抗力最低的地方、自己感到最舒服的地方。氯化钠或者食盐之所以能够形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氯和钠这两种元素,它们一个是多了一个电子,一个是少了一个电子,碰到一起就像男人和女人结婚一样,多出的电子填进少出电子的轨道里面去,双方都非常舒适,都进入了比原先更稳定的状态;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状态的话,双方都进入比原先能级更高、更需要费力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格局就不稳定了。

大家习惯上的正义不正义,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如果你的位置符合你真正的阶级身份的话,那么你就会进入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氯化钠状态,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稳定,很不想拆散原来的状态;如果是相反的话,那么大家都很想拆散原来的状态。这种状态跟金钱多少的关系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阶级地位所需要的金钱都是不相等的。同样数目的金钱,对有些人来说是处在最适阶级地位,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处在最不适阶级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金钱只是阶级地位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阶级地位的可以说是抗原抗体的那种东西,是跟金钱无关的。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财产权神圣是维护阶级的一种手段,但绝不是阶级的全部。他正确地看到了,随随便便地破坏财产权会导致不稳定。例如像是以前打土豪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贫下中农即使分到了东西,也不珍惜,很快就糟蹋掉了。因为一方面,它跟自己挣钱挣来的东西不一样,他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用过,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用,自然很容易就糟蹋了,另一方面呢,他对自己所占有的东西感到不安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乡团就来了,也很害怕把财产给他的人也会把财产夺去,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能花就花,能糟蹋就糟蹋;而自己开荒种地得到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一方面是在开荒种地的过程中间等于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就学会了怎样最恰当、最经济地使用这些财产,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他的东西是自己挣来的,不会被别人夺去,所以有长远的观念。这就是阶级习惯的问题。同样一份财产,在两种不同的人当中会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

这样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就是,集体农庄的领导必须是用严刑峻法来对待那些弄坏了拖拉机之类的农民。弄坏了拖拉机,无论你是有心还是无心的,他都会说你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相反,在原先的富农阶级掌握土地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必要。富农阶级,如果他能够买得起拖拉机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个拖拉机当作像是过去的牲畜那样,极端地珍惜,生怕把自己的财产弄坏了。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习惯干活的人,因为自己是干活好手才买的拖拉机的,所以他也会懂得怎样利用拖拉机。

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这种现象,就觉得财产权的神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随便破坏。但是财产权其实只是阶级地位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大多数阶级地位,与其说是依赖物质,不如说是依赖知识和习惯。不同阶级配伍的情况下,这种习惯的差别会表现得非常清楚。像十九世纪小说家就最喜欢描绘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习惯的不同,以及随之而造成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冲突。像巴尔扎克就喜欢写这样的题材: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美德是强调家庭,强调勤俭节约,他们的女孩如果嫁给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就会非常痛苦,但是艺术家并不是坏人,也并不是想虐待她,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阶级习惯做事;或者说是,贵族和布尔乔亚联姻,正向联姻,男性贵族和女性布尔乔亚的联姻,或者说是发财的布尔乔亚和女性贵族联姻,都引起了无数的故事。这就是阶级的故事。

少量的阶级变迁可能是只影响当时的人和他周围为数不太多的人,但是如果社会动荡得太厉害,大多数人都处在跟自己的德性或者习惯的阶级地位不符的状态下,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稳定了。所有人都本能地感到不舒服,本能地仇恨这个社会,这一点是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所不能解释的。即使这个社会当时处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好像大多数人都变得更富了,但是由于大多数人都像是植物从花盆里拔出来一样,脱离了自己原先习惯的位置,他们在自己不习惯的位置上是不舒服的。即使将来能稳定的话,那也是几代人之后的事情了。

任何人离开了自己原有的阶级地位,对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例如,一个失去阶级地位的贵族,他最有可能做的事情不是去做资产阶级、凭劳动挣钱,而是去做强盗。因为他的天赋就是战斗,在他失去自己原来的位置不能战斗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强盗了。我的一个在清朝末年时期的祖先就是这样变成棒匪的。之所以会变成棒匪,就是因为他原先就是士大夫阶级,出于政治斗争、运气不好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他这一代突然败家了,然后他坚决地不能忍受普通市民阶级那种干活挣钱的生活,唯一能够使他满意的生活就是棒匪。做了棒匪以后,他仍然能使普通的小老百姓感到害怕,而且他原先如果做了平民阶级就会失去用武之地的那些政治经验,在江湖社会中还能够得以发挥。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湖人物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很容易当上皇帝、大臣和将军,而真正老老实实、胼手胼足干活的农民不大可能,他们顶多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升级为地主、大地主,但是却很难通过变成政治人物发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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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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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输出者的防火墙
刘仲敬


“美国同各国之间基本没有秘密协约, 美国同日本间于1905 年!1908 年和1917 年三次协商, 不仅没有第三国针对, 且都是公开发表的。”尽管日俄协约同样涉及满洲问题,双方却无意公开交涉结果。英法、英俄协约和俾斯麦的德俄协定也是这样,甚至沙皇和许多大臣都不了解本国的全部义务。

威尔逊主义早在威尔逊当选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是超越党派和左右的特征,不仅产生了唯我光明正大的美国特殊论,事实上也避免了内外部门的冲突和相互矛盾的承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键就在于德俄大臣无法同时履行公开和秘密的协定。军部绑架政府,是因为军方不知道外交家的秘密承诺。文武双方只有在图穷匕见的时刻才能理解本国的全部义务,而这时已经不可能重新制订动员计划了。

英印帝国和殖民部不了解威斯敏斯特的秘密协约,导致了伊拉克、叙利亚的分割。阿拉法特、霍梅尼和八个大大,都是从秘密协议划破的伤口脱颖而出的。秘密协议最大的危险是宪法性的,势必推动英印帝国的满洲国化。殖民主义的后退,避免了这场宪法危机。鲁登道夫的体制外大权和霍亨索伦王室的退位,是秘密协议破坏大臣集体责任的国内后遗症。昭和军部的跋扈,只是德俄同类宪法危机的极端化,之所以没有在发源地表现出来,是因为两大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威尔逊主义对公开外交的执着,本质上是宪法精神的外部投射。国际政治的法律化有助于预防国内法律的政治化,否则美国不可能安全地放弃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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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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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秩序积分学教程》
刘仲敬


八个大大在一带一路砍头的事情,跟传教士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上次发生同样的事情,砍下的脑袋属于江淮利亚国企工程师。七个大大的舆论导向是要忽悠小粉红,暗示八个大大是七个大大的好朋友,所以你们的父亲和丈夫不会出事,你们要鼓励他们放心上路。当然七个大大是谁也不会管,而且没有能力管的。等到一带一路全面启动,脑袋必然越砍越多,上山下乡的小粉红,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多。这时的舆论导向,就会转向完全禁止报导。不知趣的小粉红,最后会沦为上访群众。

如果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去华北解放区宣传三民主义,得到的下场也是这样。贵匪会砍掉一部分小粉蓝的脑袋,剩下的人去重庆上访,就会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坐进蒋介石的监狱。其中一部分大彻大悟以后,很可能会投奔延安,狠狠报复忽悠他们的国民党宣传部,所以小粉红也很容易通过同样的路径,自动演化成小粉绿。女人很容易嫁给强奸她的男人,如果她走投无路的话,也很容易诬陷忽悠她的太监,如果她得到其他选择的话。

博弈的关键在于蒋介石非常依赖共产国际,否则根本没有抗战的可能,史达林却并不依赖蒋介石,人家没有你也是世界亚军和头号反派。人肉盾牌多一块,可以增加革命统帅的业绩,但少了你这一块,也不影响革命统帅的交椅。七个大大在八个大大面前的地位,跟蒋介石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蒋介石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企图发明和依靠的中华民族并不存在,卖菜香得不到饭钱,只能听到钱币的响声。七个大大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像入关的鲜卑人满洲人一样严重费拉化,又发现老家落入共产国际和八个大大手中。一号反派不是肥猪能够胜任的,走北洋军阀的汉奸之路又咽不下这口气。

传教士有没有掌握真理,这事只有上帝知道,但他们作为民族甄别标记和组织度提供者的意义,我老人家是心里有数的。满洲国的基督教联合会非常热衷于内亚宣教,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其中占了极大的比例。日本一方面以满洲穆斯林的保护人和内亚穆斯林的民族发明家自居,另一方面又绝不允许任何人损害皇军的面子。这些传教士在日本不肯给天皇的照片鞠躬,在满洲反对萨满教的神道化,如果回到本国,就是天诛的优先对象,但是如果死在外面,就是皇军的面子问题。这种近乎生物学的本能反应,就是民族发明的基础和发明效果的试纸。教会内部对自己殉道者的态度,也是共同体组织度的可靠指标。

费拉的共同体天花板,大体不会超过儒家宗族。义和团在费拉当中,不算是最低的。列宁主义团体具备高负组织度,体现于他们自相残杀的巨大能力。他们的组织度为负,因为内亚和其他秩序输出者的征服能力和内部的信任团结是一体两面。如果你看到他们渐渐杀不动了,那就是说他们已经严重费拉化了,但费拉化的彻底完成,还是要等到亡国的时刻。这时老共产党员倒毙于莫斯科养老金领取者的长队中,鲜卑征服者的子孙依靠满洲征服者逃离张献忠的饭桌。

任何外来教会的组织度都高于费拉,所以白莲教和明教才会变成叛乱的凝结核,但如果横向比较,吏治国家有能力统治的东亚教会一般斗不过他们在西亚的同侪。西亚的教会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下,是地方事务的主要经纪人。如果你是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徒、犹太人或某派穆斯林,你的税收、司法、婚姻、商务都是由你的主教、拉比和教法学家负责的。苏丹和沙阿只统治你的教长和领主,并不统治你。穆斯林团体的自治权不如欧洲城市和阶级边界明确,但享有的权利地板从来都高于东亚宗族和编户齐民的天花板。

自治能力的大小,可以理客中地体现为法律规范的信息量。拉丁教会的罗马法和日耳曼骑士的习惯法势均力敌,位于人类已知历史的最高水准。东方教会和沙里亚法在数量级上基本相当,构成第二个台阶。儒家习惯法即使按照最宽泛标准,仍然低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和日本武家诸法度。自称唐人的老派穆斯林团体在大清享有的自治,根本不能跟基督徒在阿拉伯和土耳其征服者治下的权利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或任何期望大一统的东亚政权和所有只了解东亚历史传统的知识份子,都把宗教自由理解为原子化个人的纯粹思想观念。任何宗教的秩序生产能力只要接近中东标准,就必然会使基于编户齐民的吏治国家无法实施有效统治。这时,他们必然得到邪教的称号。

邪教和蛮族的马基雅维利定义,就是说你的秩序输出能力足以瓦解现存秩序,但不足以或还没有建立你自己主导的新秩序,跟你的思想观念属于什么流派没有直接关系,跟和平主义的倾向大小尤其没有关系。五贤帝时代和德川时代的基督教,都是如假包换的邪教。如果东亚未来由基督教统治,那么他们必然在某一个阶段得到邪教的称号,或者同时得到邪教和法西斯的称号。如果东亚未来由伊斯兰教或其他势力统治,那么他们就有很大机会,像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教会和科普特教会一样,永远得不到邪教称号。

任何教会在输出秩序的最初阶段,都要依靠母体的秩序生产能力。如果母体的秩序生产能力高于目标社会,就像水往下流。反之,逆水行舟。文明核心区的教会自古以来向全世界输出,内亚教会自古以来向东亚输出。如果你的组织母体能够作为顺民,跟吏治国家相安无事,那么你企图统治吏治国家无法统治的目标社会,就一定会失败,但如果你只想输出知识份子的思想观念,那就只需考虑思想本身,但任何思想都不是秩序的生产或秩序的来源,只是秩序的解释。虔诚和狂热的信仰是秩序的来源,但并不需要任何知识。符合知识份子口味的教会,在政治上都是软弱的。任何教会如果没有柔性规训无产阶级的能力,在政治上就输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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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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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晋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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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非常清楚晋国和中国的天然边界。成吉思汗认为晋国属于内亚,所以才会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晋国采邑,都属于自家骨头或大根脚。 “自太宗丙申分封,平阳路、太原路即成为术赤、察合台位下的汤沐邑。由于二王封户在当地各有四万余户,分别占太原、平阳二路民户的62 %和34%。且窝阔台汗又明确赐予二王平阳、太原两地。”

中国采邑大部分封给了外样大名。 “与蒙古贵族'宠功裂土,犬牙藩卫'的同时,中原汉地大都委付降蒙的汉族世侯进行统治,大部分蒙古诸王勋贵的投下封户是散在刘黑马、史天泽、张柔、严实、张荣、李璮、邸顺等汉世侯的地盘内。世侯军阀'官制民赋,生杀予夺,咸专一方',某种程度上类似唐代藩镇。蒙古封君贵族在中原的封邑遂较难超越他们另建一套投下行政机构,而多以世侯旧官为'守土'臣,通过'官吏随地所属',定期朝见,子弟入侍王府等方式加以羁縻控制。诚然,蒙古封君贵族对五户丝封邑的控制程度是不平衡的。在太原、平阳等汉世侯势力不太强的地区,诸王封君的势力得到长足的扩展。例如术赤后王将所授平阳分地细分为五、七十份,次第授予王妃、王子,且'各差官临督','诛求无艺'。很明显,这部分地区的诸王食邑一度近似蒙古兀鲁思封国。而汉世侯势力较强的山东、河北等大部分地区,诸王贵族封君的权力却未能充分施展。该地区各投下封邑往往因若干汉世侯辖区的存在,或在同一路内'众统寡,大临小',互相交织混杂;或同一投下封户分处两三个路。如东平一路即含有木华黎国王、弘吉刺部、汪古部驸马等十余投下的封地。而哈撒儿大王的封地又散在济南张荣、益都李璮两个军阀的辖区。”

蒙古贵族像大英帝国一样,允许各土邦使用自己的习惯法,然而只有外样大名羡慕行省官吏,不肯让自己的子弟留在乡下做土豪。结果元末大洪水,中国人口基本灭绝,明初人口替代,都来自洪洞大槐树。

常遇春在灭绝中国人口的活动中,贡献特别突出,从某种意义上,预表了八个大大的未来。今天的驻马店人民,都应该感谢王保保的晋蒙封建军队,将他们当时还在晋国的祖先,从食人族的北伐军烤盘里救出。蒙古殖民主义末期的晋国,很像英国殖民主义末期的香港,为中国难民争取到几十年的缓冲,直到改革开放回国建设。

至正五年分民,是晋国封建主义和中国行省主义的十字路口。满洲人封建九公以来,东亚北部封建与郡县犬牙交错的状态终于向泾渭分流的状态转化。山东行省的产生,意味着古老的满洲殖民地平卢-天平-东平领地最终灭亡。义和团和山东老干部的策源地,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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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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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学
刘仲敬


中东难民到了贵国,哪个不是姚襄侯景安禄山李光弼的段位?雍正皇帝担心满洲人费拉化,就游说土尔扈特人从欧洲东下。诸葛武侯北伐,首先招募凉州的伊朗人。建康临安朝廷穷途末路之时,全靠北来降将王僧辩张世杰。南唐守江淮,依靠鲜卑国际主义遗留的伊朗突厥将领。再列宁化失败,没有叙利亚老干部行么?

费拉一向不知好歹,没有杜甫的诗才,倒有杜甫的愚蠢,以为鲜卑人的朝廷是他的,鲜卑皇帝跟伊朗难民没有跟他亲,活该连牛肉都吃不上。当今足矣顶替共产国际职业革命家的候选人,除了伊斯兰职业革命家还能有谁?如果全都留给山东老干部和科举官僚,他们能比袁世凯和张之洞强?

人类的大部分智慧,都来自阶级本能。阶级本能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博弈策略库,通过路径积分算法,浓缩了几百万年的尝试-幸存经验,比个人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策略库大得多。所以从博弈演化机制看,无产阶级社会是最不稳定的。阶级社会就是通过菁英的存在,才保存了更大的策略库。所以如果你没有耐心调查研究,最廉价正确的方法就是假定无产阶级永远是错的。这样得到的结果,性价比很高⋯⋯真 业界良心学⋯⋯

引用:
Goetland Rose‏ @colorsci 14m14 minutes ago
红色基因已经三代了,您看他们的策略库是否已经存在了?

Replying to @colorsci
明显是苦力阶级么⋯⋯所以当今技术官僚虽然远不及科举士大夫,仍然足以欺侮山东老干部。共产国际的职业革命家如果还在,哪里还需要郭文贵这种保卫科干事做匪谍机构的临时工?这就是毛泽东利用美国算计黄俄,造成的后果。

如果周恩来刘少奇胜利,贵国就会比较接近朝鲜。朝鲜的江泽民,不是早就变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妄图用转基因食品和通货膨胀危害革命,被及时揪出来大快人心了么?郭文贵这种字面意义的贫下中农,在朝鲜只能做民兵连长。所以朝鲜这样正宗的列宁主义者,心里对贵匪这种三姓家奴多么鄙视,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从阶级斗争角度看非常正确。

引用:
zmt‏ @zmt0516
在联合国安置难民的微博下边学到了中国各个地区的脏话

当初骂安禄山的人,都死在洪水里了。安禄山的后裔吃多了猪笼草的蜜汁,就变成了骂郭药师的新一代费拉⋯辽金元的后裔费拉化,产生骂吴三桂的小粉明⋯然后是骂黄俄的小粉蓝,再然后是骂穆斯林的小粉红⋯垃圾桶总是比家具换得快,但大家总是觉得垃圾桶永远一模一样,客厅总是更新换代,这就是东方停滞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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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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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良心学
刘仲敬

引用:
Goetland Rose‏ @colorsci 1h1 hour ago
More
OMD,大夏天看得我遍体生寒……这一刻我差点要去当毛粉了


八十年代郭文贵就能见曾山家人邓老太太,他的红色基因是不是更纯些……不晓得技术官僚和山东老干部谁的血更红些……

毛泽东的德性属于流氓无产者阶级,俗称光棍。光棍的意思就是滚石不生苔,没有财产和家庭的负担,因此身轻易遁,即使野种众多,却不像太平时代的肉猪,有法定的孝子贤孙养老送终。

他的正常命运就是做梁山头领,然后断子绝孙。外环境的震荡扩大了梁山的范围,但他仍然是一个厌恶任何负担的流氓无产者。因此他不能像真正的列宁党人,留下一个可以跨代的干部党。这样的团体对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不会低于神父对天主教的重要性。他也不能像真正的士大夫阶级,和平演变内亚征服者,把政权转移到吏治国家手中,因为这种策略也需要漫长的时间线。

流氓无产者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时间线特别短。列宁主义者必须相信历史必然性,士大夫必须相信宗族传承主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必须相信灵魂不灭,也就是博弈时间线无限长。无产阶级永远失败,因为缺乏为未来牺牲现在的能力。流氓无产者是唯一可能出人头地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江湖经验多于普通无产者,但他们不能摆脱阶级弱点,因此总是昙花一现。

毛泽东自称的猴性,就是流氓无产者的阶级性。他对待苏联和国民党,列宁党和士大夫,或任何障碍物,或任何现实力量,都是高度机会主义,只顾眼前不顾身后的。他打烂了儒家社会和列宁党,却没有耐心培养足以替代的干部队伍。比较一下史达林和曾国藩,差别一目了然。他利用日本苏联美国,都是只顾当下。任何宗教或政治理论,他都只顾篝火狐鸣的部分。

德性决定命运,德性源于阶级博弈时间线。所以他的事业虽然大于寻常梁山好汉,命运却是同一个公私双重意义的断子绝孙。他留下的贵国,自动回到他的两个敌人手中。

山东老干部继承黄俄的遗产,相当于贵公司保卫科长接替董事长。苦力接替匪谍,但阶级烙印仍在。匪谍永远不能忘记维也纳咖啡馆,困在俄罗斯就像遭到流放。他们为了避免地主资产阶级复辟,选择了贫下中农苦力占据椅子,但苦力在维也纳咖啡馆浑身不自在,报菜名不足以安抚他们饥渴的灵魂,只有回到土而又土的自家人身边,才能找回在维也纳失去的尊严。

学校新干部继承了科举士大夫的遗产,但没有恢复价值体系。因此他们的个人能力虽然足以欺侮苦力的孙子或山东老干部,他们的阶级本能却不足以耶律楚材和曾国藩的和平演变大业,至于出关迎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巨大传统,他们的能力和准备根本不能跟李鸿章相提并论。

毛泽东留下的贵国,就在他的两个敌人手中滚动。两者都能对付费拉,但都对付不了费拉以外的任何人。

儿童的身体如果缺钙,就会吃墙皮。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身体比他聪明。他如果去找医生,也无非就是得到钙片和解释。实际效果,差别不大。

费拉疯狂地寻找儒家社会的替代品,包括全能神教,因为他们的本能知道共同体饥渴,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

山东老干部疯狂寻找共产国际的替代品,包括八个大大。因为丧家狗的本能就是寻找主人,虽然它们的狗头并不知道,没有共产国际或八个大大的领导,他们多么容易被吏治国家卖了狗肉。

学校新干部讨厌和欺侮山东老干部,本能地寻找一个比较体面的主人,但他们的德性只能镇得住山东老干部和无产阶级,一旦遇见更加体面的主人,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立刻就逃回欺骗和污蔑当中。他们分泌了真民主主义、真自由主义、真保守主义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玩意儿,其共同特点是既不中用又耽误时间,但是可以让山东老干部和无产阶级以为自己还是很牛逼的。

你所看到的贵国,就是以上阶级斗争的产物。王小波《2015》的数盲、我们和保安,就是影射贵国的三大阶级,山东老干部、学校新干部和无产阶级。我老人家作为业界良心,严正指出,如果秘传心法像大白菜一样乱扔,你都还学不会怎样分析,那么即使把饼挂在你脖子上,你也会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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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帖子发表于 : 2017-06-2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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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年——格言集
刘仲敬


成年=孤独者面对神裁,犹如雅各与天使角斗。指望他人干脏活负责任,自己轻轻松松体体面面吃酒清谈=选择女性或儿童角色,命运不再属于自己。(《言论集(十八)论成年》)

麦考莱在《论马基雅维利》当中,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义:“征服者勇敢而果决,忠于承诺,深受宗教感情影响。同时,他们愚昧、武断、残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文学都集中于被征服者。他们的诗歌、哲学、绘画、建筑无可匹敌。他们礼仪优雅、洞察入微,随时准备无中生有。他们宽容、和蔼、人道,但几乎完全不具备勇气和诚实。每一个粗野的百夫长都可以安慰自己,他虽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识和品味不过造就了无神论者、懦夫和奴隶。显著的差别长期存在,给尤维纳利斯犀利的讽刺诗预备了上好的题材。”(《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 ——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有勇气,才有德性;能杀戮,才能统治。主权来自武力,而非劳动。共和国主权属于公民战士,福利源于抚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劳动,但不能不战斗。外邦人和降虏必须劳动,索取福利等于策划颠覆主人的叛乱。福利并不影响自由,只要不准蛮族阑入或损害私人武装。反之则不然。这方面的理解错误不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降虏的阶级本能使然。(《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 ——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真命天子可遇不可求,相当于彩票中大奖;天命可遇不可求,却相当于背负十字架。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件可怕的事情。拣选之权在神不在人,没有人知道神的理由。“为什么是我?”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将加尔文主义者置于永久的战栗和孤独中。(《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 ——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享乐主义者是不可能继承这个世界的,世界的继承者必然是那种虔诚勇武,愿意承受生活苦难,愿意接受某种信仰的人。他们即使现在还卑贱,将来必定会强大,他们的子孙将会吞噬你们的子孙。(《湘人共同体与东亚格局》)

开明人士或自由主义者非常不适合充当共和之父,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旺财不旺丁”的价值选择。聪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费者,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输出秩序。民族的种子通常是宗教狂热分子或赔本种地的拓荒者,这些人都属于“旺丁不旺财”的族类。根据潘光旦的理论,“丁财两旺”根本不可能。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其公正。(《上海自由港的时空抛物线》)

博雅教育本质上属于贵族和绅士,时间是他们唯一的约束条件。无产者牺牲廉价的时间,购买高价的文凭。绅士牺牲昂贵的时间,只会为了满足真正的的兴趣和解决真正的问题。涉猎和熏陶的有机效果,无论采用任何测量标准都会挂一漏万、取伪弃真,只有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个人鉴定才是唯一可靠的标准,然而这样的标准本来就不可能机构化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教育机构只能培养中上之资的官吏或技术员,不可能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陈寅恪——见证洪水的预言家》)

原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存在,只能是阶级地位和个人天资的幸运结合。前者来自祖先的遗德,后者源于上帝的恩惠。无产阶级企图通过教育改变阶级地位,通常的结果反而是降低了教育机构的阶级地位。(《陈寅恪——见证洪水的预言家》)

无产者的学术只是打工者为别人收集整理的材料,自然既不知道材料的用途,也不关心各种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冲突。科举英雄不重视效法孔子,只重视工整的书法和正确的格式,原因同样在于阶级,同一部《论语》在骑士的子孙和官吏的候选人眼中自然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就是指生命和工作的分离,本质上就是无产化的对应物。(《陈寅恪——见证洪水的预言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级文化的烟花终究来自基础共同体的燃料。罗马乡愚就是希腊文化的最后载体,最初的载体已经燃烧殆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哲人研究希腊文化,还能算希腊么?孕育孔子的周礼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三纲六纪的共同体已经为东亚扮演了罗马的角色。大清的灭亡拆毁了三纲六纪的核心部分,残余的部分还能自我维持多久呢?(《陈寅恪——见证洪水的预言家》)

大党的义务就是将路线和方向放在具体利益之上,否则很快就会丧失引导国民的资格,沦为仰人鼻息的分赃小团体。绝大多数民族共同体都诞生于认同和路线的边界分割,因为共同体的定义就是边界。划定边界的过程通常是残酷的,以致于大多数成熟民族都宁愿忘记这段历史。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即使美国这样得天独厚的共同体,都必须迫使保王党人在归化和流亡之间做出选择。(《福尔摩沙之命运》)

斗争和分化的终结,意味着斗争各方的共同衰竭。英国人和法国人斗争的时代,他们都会征服世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领养老金的时代,白发苍苍的欧洲在年轻的穆斯林面前颤抖。(《英格兰加入欧洲,就是对自身的背叛》)

僭主只能成功,不能有任何失败,包括经济失败。美女何患无夫,成功者何患无民。婚姻定义即为色衰而有夫如故,法统定义即为身败而有民如故。故而爱情证明婚姻、政绩证明法统,即小三、僭主自我安慰伦理。(《民国纪事本末》)

末人是幸福的。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后辈化作历史的原料和劫灰之前,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终结的幸福。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段时间称为“盛世”。乱世之民——轮回中的碎屑、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斯宾格勒笔下的费拉民族——只会羡慕“历史终结”和“史后之人”、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啄、以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犹如人类理解群蚁,轻蔑搀杂羡慕。他们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除了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的无限痛苦、无限孤独。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预断。(《印度之路、拜占廷之路与诸神的裁决》)

谁根据抽象普世伦理命令我宽恕叛徒,等于联合国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撤出日本,林肯命令李将军进攻弗吉尼亚。费拉不会懂得什么是忠义,他们对谁都没有基于自愿的感情联系。谁能屠杀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忠义,但这种忠义和蛮族忠义的关系,相当于金圆券与黄金的关系。谁不能或不想屠杀费拉,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忠义。(《论沙里亚》)

畏威而不怀德的社会如果出现万口称颂的对象,此人通常是十恶不赦的暴徒,犯下的罪行太大,因此哪怕稍微谴责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如果出现七嘴八舌的嘲讽,而嘲讽的内容又没有超出人之常情的弱点,甚至明显属于污蔑,此人通常是慈悲为怀的统治者,因为喜欢沽名钓誉的宽宏大量,所以才会适得其反。(《“行仁义而丧国”的韩复榘》)

春秋儒家警告君主,不可信任连父亲都愿意出卖的臣民,现代知识分子却赞美冷酷附带的优点,叱责美德内在的弱点。(《“行仁义而丧国”的韩复榘》)

吏治国家不仅是财富资源的汲取者,而且是政治德性的汲取者。爱惜财富和偏袒乡党是有机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主要美德,因此自然就是共同体收割机的主要腐蚀剂。如果你发现爱惜财富和偏袒乡党构成失败者的主要罪名,而且知识分子和民众居然假装丝毫没有怀疑这种是非颠倒的价值观,那你就再也不要浪费时间争论自己的位置了,你肯定就坐在一辆运送死刑犯的囚车之上。(《“行仁义而丧国”的韩复榘》)

上帝仁慈的恩典总是超出人类造孽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得到过他本来不配有的悔改机会,但很少有人真正悬崖勒马。(《言论集(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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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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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驻马店学
刘仲敬


这其实是文明歧视链问题⋯⋯两希以前,人类文明只有一个。新月沃地的源文明分化为东方和西方两系以后,冠亚军决赛一直在两者之间。西方中心的时间段占七成以上,优劣互见的时间段占两三成左右。古典时代的东方是指伊朗系,中古时代的东方是指阿拉伯土耳其,近代的东方是指印度日本。东亚的存在感一直非常模糊,为上述正宗的东方所掩盖,也就是说即使充当反派人物,都没有资格做敌对势力的老大。

东亚在成型文明的歧视链中,自始至终能够占上风的对象,恐怕只有美洲印地安人和南部非洲,也就是说属于预选赛淘汰下来的球队。这是基本盘,时代因素和技术因素是从属于基本盘的。

我老人家对滑铁卢事件的政治社会法律因素一无所知,但根据对贵国人民德性的理解,高度怀疑如果主角换成印度人,结果就会更有利些。贵国人民赢了技术,输了政治的学说,很可能跟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的理论差不多。实际情况是外科输得很明显,内科输得不太扎眼。第一步修正解释说,我们输在外科。这样就由全面解释退化到片面解释,但还不是撒谎。第二步就说如果不是因为外科拖后腿,我们的内科本来还行。这样就由片面正确退化为纯粹撒谎,但面子得以挽回。如果你把外科翻译成政治,把内科翻译成技术,大概就能廉价七成地复原滑铁卢事件的真相了。

以上翻译方法充满恶意,但像雾霾中的口罩一样必要。如果真相居然不符合上述猜测,我老人家的感觉,就会像是从陇海铁路的车站下车,伸手一摸发现钱包还在,不免陷入独立思考当中,怀疑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基于德性和历史积分的推论,一般是格局大体正确和细节少量错误的综合。总之此事强化了我老人家早就有的偏见,也就是贵国人民无论在西方还是西方以外,都不是穆斯林的对手。非西方文明当中,如果有谁的段位比较接近,那也更可能是印度,而非贵国。

以上所谓的段位不仅包括政治组织能力,而且包括纯粹技术能力。贵国人民喜欢捏造东亚人智力发达体力不发达、技术发达政治不发达的神话,其实意义跟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差不多。无论诺贝尔奖还是普通医生工程师之类,穆斯林和印度人的存在感都比贵国强。贵国网络艺术家吹嘘的几个所谓先进技术,行内人都说是骗老干部的三峡工程。留学生给人的感觉,好像以投机取巧为主,钻空子学比较发达,学习还不如据说是他们鄙视的中东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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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劉仲敬圭旨
帖子发表于 : 2017-07-09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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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分类学》( classification of phase transitions)
刘仲敬

引用:
高尔特‏ @holymation:
不知联邦化是否可行?简单就是每个省成为一个邦国,各自实行自己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邦国之间不设卡,人货自由进出。谁完蛋谁换制度而不是并如别国。

至多过渡而已⋯⋯行省,金人抗元之临时战争动员机器也。元人因之,卒亡全宋。明人破江垮淮,意在对内殖民,以霸府破天然共同体。对内殖民体制一旦破裂,必然形成类似民国五省联盟、大西南联盟、两广联盟之类组织,党派斗争必然形成保守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巴拿马之类再分裂,非至多国体系不能形成亚稳态。

克伦斯基民主、宋教仁民主、五族共和之类,只是大一统与多国体系两大亚稳态之间的不稳定状态而已。 ⋯⋯自发秩序长大,则统一瓦解。京都朝廷公地公民不能对内行使征服者权力,即为土豪武士私地私产分割。国民党或任何人无论依靠自身汲取力量或外力入侵支援,都必须消灭本土自发自治力量才能维持统一。

如果你坚持大一统,那就只能看国民党不顺眼,就换共产党上,看成吉思汗不顺眼,就换八个大大上。征服者的权力是任何情况下的绝对必要条件,内亚外力是东亚情况下的相对必要条件。同时坚持民主和统一,即使成功了也是宋教仁,还不如死在共产党手里,临死还能留一点幻想。

同时坚持华夏和统一,那就只能做文天祥,要做朱元璋、毛泽东,必须有波斯总坛、共产国际总部。无论土豪的自发秩序还是西方日本的输出,都不会再要驻马店。奥兰治亲王会去收复君士坦丁堡么?他只会去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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