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暴民革命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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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数卷残编选(持续更新……)
帖子发表于 : 2016-09-2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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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谈世界为什么需要帝国主义


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节自 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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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关于抄袭与原创


能正確理解並复述西方思想,即為上品;既不懂也不做,中品;不懂而且挾招牌以令群氓小白,下品。独創研究,根本没有(如果你以為有,只證明你閱讀量不足)。所謂抄襲,很可能純屬格式規範問題;而且很可能逆淘汰,例如通三統顯然不可能重合。正確答案可選擇餘地極狹窄,至多只能用不同語言風格描繪同樣結論(所謂汪暉偷意)。所以不佞聽到韋白抄襲,直覺以為此人大概屬於比較靠譜類,支持反對只考慮黨同伐異。

规范程度之于文章价值,犹如格式工整之于答案正确。科举(不限于中国)有时重工整不重文章,仅仅因为前者容易鉴别,正如鉴定长子易于鉴定贤王。西方学术无产阶级工作纪律并不适用于圈外,例如明显不曾用于一战前绅士业余爱好者;然而大部分创新来自后者,而非学术界技术工人。

还有,不要鼓励支那文科学术界原创。原创=胡说,忠实引进西方才是唯一可靠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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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数卷残编选(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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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谈爱国


爱国者包含两项意义。其一,支持城邦或地方分邦建国,反对帝国统一;其二,支持国会党,反对宫廷党。在帝国内部,帝国派与爱国派势不两立。狮子亨利和弗雷德里克皇帝终于因此反目。日耳曼之所以沦为政治灾区,即在帝国派成功破坏建国、爱国派成功破坏统一。

爱国=反对统一。爱国主义=地方独立建国。天经地义,无需特别说明。正如无需说明男人没有子宫。中国爱国者以其定义,属于欧洲中心论者、逆向种族主义者、红烧冰激凌爱好者、政治克莱因瓶、喀麦拉动物园、拉普他科学院最佳发明奖得主。

任何人反对香港爱国者、台湾爱国者、吐蕃爱国者,都是在给中华文明下毒,妨碍其正常国家化。建国难产,肯定会沦为政治灾区,不可能接轨。中欧各国经济联系大多在德国,反而亲近法国。芬兰经济联系大多在苏联,然而并不亲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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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关于苏联东方战略


苏联东方战略始于20年代,覆盖日本、台湾、朝鲜、印尼、支那、越南、蒙古。国府本身本身就是该战略产物,在苏联眼中无异于外蒙古。鲍罗廷早已确定其使命为反英反日,为世界革命充当人肉盾牌。妙处在于:日本激进派同样围绕匪谍或同路人展开布局。牵线木偶相互厮杀,看客摇旗呐喊,线绳却在同一人手中。

斯大林扶植毛泽东,因为恐惧东方出现亲美统一政权,使苏联陷于两线作战。然而,正因为他苦心经营,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在1972-1989年出现。如果听任北洋军阀或蒋介石自己折腾,最多弄成缅甸泰国军政府格局,不大可能彻底消灭各地方各民族割据势力,反而不致成为苏联大患。

确实不能低估苏联战略家。他老虽然最终作法自毙,毕竟曾经胜利。我匪自1960年代以来,战略失败率接近百分之百。窝老经常嚼得:掷硬币决策都会增加成功率。唯一例外在于:海外华人统战工作……

国民党不是美国的人,一直是苏联推翻远东国际体系的人肉盾牌。日本不在满洲,亚洲大陆必定落入苏联手中。在苏联的布局中,革命外交和抗战比政协和冷战重要得多。日本失败,斯大林已经必胜。蒋介石并非必须排除,完全可以像贝奈斯总统或外蒙活佛一样多统战一段时间。问题在于此人迟钝倔强:开始本来不该任人利用,自己却发现不了;发现已经为时太晚,又不肯将错就错善始善终。

在这场游戏中,真正可惜的其实是日本。东亚反败为胜的机会,从此一去不复返。日本一旦放弃独立希望,死心塌地效忠英美。今后亚洲任何势力企图背叛,必然粉身碎骨。

共产党一直抱怨,国民党拿苏联的钱比他们多。此事并非事实。除抗战初期几年外,共产党拿卢布多于亚洲所有颠覆势力,包括似乎更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党不仅拿私房钱,而且国民党所得大部分也用于培养党内匪谍。此类言论无非证明国共两党真实地位,因为只有两位姨太太才会在老爷面前争风吃醋。毛泽东抱怨斯大林歧视他老,更爱王明,同样并非事实,反映了同样的地位和心理。

苏联对国共两党,其实是下了血本的,亚洲其他各国望尘莫及,相当于冷战时期的越共。乌克兰农民之所以饿死,中国革命要负极大责任。犹如大蜀农民饿死,越共要负极大责任。然而国共两党仇恨苏联,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力量;道理相当于越南朝鲜仇恨我匪,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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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狱吏的自负、理性的脆弱及末人的解放渴望


博弈论以理性利己者为actor,像原子一样不可分割,显然是体面人士发明的。狱吏之流非常清楚,如何瓦解脆弱的理性。流氓无产者其实比资产阶级人士更了解人性,知道文明的基础并不坚固。

费拉倒是容易忍受SM,因为下等人从来就是生物人。无论什么时代,人的概念其实都是指礼法约束的资产阶级而言。下等人没有远见和节制,实际上在文明以外,以此生活比资产阶级幸福自由放纵。他们像动物一样,没有儒家或基督教的家庭观念,随意淫乱浪费残杀。男人不照顾女人和小孩,年轻人残杀老人。小孩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远见就是忧虑,文明就是痛苦。下等人时刻都希望解放狂欢和自我毁灭,只是在资产阶级礼教的镇压下无法做大而已。

资产阶级人士不大理解:重建时期的黑人、护国公时期的爱尔兰人、匪党的贫下中农或是其他时代以其他名义出现的下等人其实并不羡慕他们规规矩矩的乏味生活。毛润之自从理解了他们及时行乐的反社会本质,就掌握了留学生和士大夫的教条主义所不能掌握的暗器。礼教训练能够不断抽取下等人的精华,补充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水面下的动态平衡构成文明必须的氮素循环;但左派伦理和多元文化会截断下等人的蛮族同化,导致文明退化,就像你将所有垃圾扔进太空以后的地球土地。

布尔什维克的SM学是士大夫虚无主义者解放文明自毁力量的技术,广义宗教则是克制自毁力量的机制。希伯莱主义与迦南淫祠的斗争、清教徒与虚无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斗争大概是永恒的。浅薄的士大夫厌恶礼教的约束,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保护自己的主要力量。聪明的士大夫即使个人缺乏宗教意义的灵性,也会像休谟和孔子一样维护教会(也就是维护文明大树的地下部分)。前者的下场就跟文革时期的五四青年一样,后者则创造了已知文明的大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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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我匪秘传心法


我匪不如苏联母党一度有永远不会灭亡的自信,始终有朱元璋洪秀全那种“本是顺便打劫,不想弄假成真”的不安全感;坐拥百万之师,圈定橡皮图章会议居然形同在逃犯。

左棍其實並非愚蠢,而系自作聰明;以為冒充紅衛兵可以逃避科舉之難、細民之賤,零成本分享八旗待遇。殊不知後者老於官場,視此類伎倆猶如透明。左棍意圖捷徑,反而使自身完全喪失統戰價值,降格為臨時工一類人物。

不佞不代表右派,但頗能代表90年代人。吾輩不同於劉蘇裏夫婦一類80年代人,為民主受難深感自豪。吾輩自幼受勝利者萬歲教育,身處北洋諸將、普魯士軍官地位。只要元首樂於迫害波蘭捷克、討好西方盟國,分我一杯羹;斷無反意。唯有太后信任義和拳,挑釁盟軍,置我東普魯士、滿洲家業於蘇俄鐵蹄之下;始有貳志。不能效施道芬堡誅滅独夫,至少可效鮑克將軍,及時從東線撤至西線,以便向盟軍投降。

義和拳並非順民,實系當時農村王洪文一流人物。多數順民工人老實吃虧,仍然繼續巴結領導。少數流氓無產者偷雞摸狗,本來注定死於勞教所。突然天下大亂,得以愛國、革命為名,借官威享受順民供奉。僥幸成功,則賀龍彭德懷也。泡沫破裂,則座山雕、王洪文也。

直隸義和團大多死於農民之手,後者早已不滿下鄉紅衛兵白吃多占,一旦事敗立刻報复。

彭德怀在乡为愣头青,参加群体性事件(民国所谓革命、本朝所谓反革命),亡命江湖。若非遭遇我匪,势必加入土匪或张宗昌一流地方军阀。筹款有功,荣获共产国际表彰。所谓筹款,即绑架勒索富人。今日尼泊爾毛派、意大利赤軍亦如此。方志敏倒黴之處,在於竟敢勒索洋人(正如拐賣婦女不能針對女研究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以致當時政府無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勞動階級唯有在民主國家才能有公正待遇。本國造反團體或幫派團體若能存在,必然與官府同樣黑暗勢利。例如:必須精心選擇籌款對象,只能針對小本生意人之類,以免驚動要人而引來官兵,與方志敏同樣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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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谈孙中山与黑龙会

泛亚主义者搞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孙中山和他的朋友。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惠州起义,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因为,坦率说吧,早期革命党中最有实力、最有行动能力的,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国式士大夫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说,会写文章,不会打仗,也不会做事。他们的办法就像鲁迅很讽刺地描绘的那样。徐锡麟被杀以后,革命志士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坐下来喝酒,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阵子,然后派日本浪人到中国去把徐锡麟的家属给接出来。你不能够问一句,他们喝了这么多酒,说了这么多话以后,他们怎么自己不去接,让日本人去干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行动能力就是比他们要强。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运送军火是他们,运送消息是他们,最可靠的是他们。孙中山背后有一个宫崎滔天,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都是振亚社的早期成员,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没有日本人经济上的支持,来回奔走跑腿,中国这些行动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会团结起来。

不要说别的,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就很难团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如果按照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话,会把它描绘成跟井冈山会师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领袖朱总司令一起来到井冈山,你看了这些记录以后,根本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国际这个东西存在。或者你以为共产党专业撒谎,以为国民党的历史就是真的,其实国民党也是一样的。你看国民党记载的那些历史,就会发现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高风亮节的革命领袖,在东京相遇以后,一见如故,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就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决定为了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把革命事业团结起来,建立中国同盟会,在团结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领袖,黄兴义薄云天,高风亮节,迫使他的支持者让步,尽管华兴会在人数上占优势,还是把孙中山给捧起来当领袖了。你看了以后会觉得黄兴很伟大,孙中山也伟大。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孙中山是内田良平的朋友,黄兴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内田良平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在彼此认识以前,都拿了内田良平的钱,分别在两湖和广东已经搞过N多次起义了,但都失败了。失败以后,他们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来。内田和黑龙会的人合计了一下,觉得革命势力还是团结了才好,于是就做了很多牵线的工作,说服他们最好团结起来。在牵线的初期,他们谁也瞧不起谁,广东人尤其是瞧不起两湖地区的人,他们只认他们的广东老乡,但是最后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关键问题在于,钱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钱的话,兴中会和华兴会双方都要面临着马上混不下去的狼狈处境。所以到最后还是日本人说话算话,孙中山和黄兴热情拥抱以后,决定大家团结起来。日本人根据他们封建主义的理解,就是说,孙中山再怎么说也是长辈,既然是长辈,大家就认这个长辈当名义上的头领了。但是你这个名义上的头领,照封建主义的习惯来说,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说了都算的,做事情还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这是日本人对他们团体的领导。不过,这一点,同盟会成立以后从来就没有做到。

然后你再看看同盟会组成的名单,妙处在于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年同盟会创始人的名单,这个名单中间有一半是日本人。从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我可以举几个名字:第一位,内田良平;第二位,宫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头山满。剩下还有好多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人在后来的历史书上,他们的身份是三杰。如果有些历史书在明治时代提到他们,那就是说他们是伟大的维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后提到他们,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到他们,他们是万恶的军国主义者,侵略亚洲大陆的主要罪魁祸首,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孙中山就在这些人的保驾护航之下成立了同盟会。

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们都清楚,革命爆发的当时,孙中山还在美国。他是怎么样得到消息的呢?后来有很多说孙中山坏话的人,说孙中山在洗盘子,什么什么的,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孙中山可能是洗过盘子,也打过工干这些事情,但是他不会说是愚蠢到非要到报纸上登出消息以后才得到这些消息的。因为有人负责给他通风报信。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级人物,是他们两个首先把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通知孙中山的,也是他们给孙中山买好船票,送孙中山回国的。孙中山一开始回国下船的时候,是头山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到码头去接他的,当时武昌军政府那批人和南京临时参议院那批人还根本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首先接船的人是谁呢?是黑龙会的人。黑龙会到美国去通知孙中山,再把孙中山接回中国。然后再过了几十天,孙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然后接下来才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临时政府的那份名单,你就可以发现临时政府是由三元结构组成的。第一张名单是内阁总长的名单。你发现这里面也就只有陆军总长黄兴是革命党方面的人,大部分内阁阁员是立宪派或者地方士绅的人,像浙江士绅汤寿潜(1856-1917,浙江士绅领袖。翰林院庶吉士出身,1900年参与推动东南互保,1905年创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1906年起领导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他为交通部长,未到任)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总长这一级别,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政府。孙中山虽然是总统,但是内阁成员大部分是立宪派的人。

但是你再看次长那一级,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次长全都是同盟会的人。次长比部长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部长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临时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长的名义,但是部长愿不愿意当这个官还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面到临时政府当官,那是他们给临时政府面子,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成立临时政府,就好像说,黎元洪愿意出任武昌军政府都督,这就表明着,湖北的士绅和上层人物愿意支持革命;如果他们不出来当官,那就是一种麻烦了,说明革命军只是一帮无名小辈,上层人士不支持革命军,那么革命政府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就很成问题了。所以黎元洪愿意给你面子出来当这个都督是革命党占便宜,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黎元洪已经是上层人物了。他出来以后,革命军就吃了定心丸,证明说是,士绅阶级愿意支持你。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士绅阶级如果不支持你,你的军费就没有着落。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宪派愿不愿意支持孙文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就算是愿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于形式,他们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名义上他接受了总长这个职务,实际上他不一定到部办事。部务是由次长主持的,次长是同盟会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的人。

还有第三份就是顾问。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政府的顾问,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些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间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间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隐藏在幕后,替他来回奔走,像内田、头山这种人,替孙中山跑腿,替他准备二次革命,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围那些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孙中山的统战对象。这些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这时候,辛亥革命胜利,对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来说,差不多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对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样。尽管他们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这个堡垒很坚固,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虽然他们把首相也都刺杀过了,大臣也刺杀过了,炸弹也扔过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经干完了,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稳固,没有要马上倒台的样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样是很脆弱的,它的政府一下子倒台了。我们虽然在日本本国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已经在南京成功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势力的一个重大成就。现在是大肆活动的时候了,现在就是争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时候了。

辛亥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就包含了两层。一层是日本的现实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国配合,尽可能的维持东亚的现成秩序。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东亚主要是有两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国际贸易。英国是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主要维持者。它不希望爆发规模太大、太长期的战乱,战乱损害贸易,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希望远东的形势尽快平息下来,由大清当权还是由袁世凯当权还是由其他什么人当权,英国人并不在乎。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当权者必须是能够维持条约体系,维持国际贸易,维护英国利益的,满足这些条件就行了。但是孙中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有一点很简单,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他没有办法实现维护国际贸易的这个任务。袁世凯开始也不是一定能维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团在革命初期观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谁能够支持,谁不能够支持。各省的将领各自表态通电发了很久,最后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原名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是多年故交)和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以后,最后袁世凯放出风声,谈判已经有了结果以后,然后各省将领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凯和朱尔典的联合公报发表以前,还在通电说,他们要誓死效忠大清;通电发表以后,他们就立刻表态,要拥护袁世凯建立共和政体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给你许诺,只要袁世凯愿意倒戈,愿意像对付黎元洪一样拥戴他,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直到他跟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以后,他才正式表示,愿意接受南方提供的总统职位。在这个过程中间,等于说英国人和国际体系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他们是坚持要追随英国的。因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为追随英国已经得到很大好处,日本从小国变成了大国,变成了东亚的领袖国家,他们认为以后仍然要继续追随英国,帮助英国维持远东秩序,以前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跟着英国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党人不是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大清帝国就不应该存在。第一,日本在满洲出了这么多血,大清倒台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满洲割过来归日本;第二,孙中山已经答应了,孙中山在南京缺钱的时候,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合约,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人再替他筹款,这个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满清皇室的内部的宗社党也不高兴接受共和政体,他们希望带着皇帝回老家去,回到东北去,恢复大清在多尔衮入关以前的格局。你们汉族人不要我们了,行,我们回老家行不行,你们大明朝请我们进关以前我们就在关外,关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们回去还不行吗,你们不要我们,我们回家去行不行。这是他们的逻辑。同时东北的将领,像张作霖这些人,在镇压了本地的革命党以后,组织了东三省保安会,他们也表示,他们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统治,希望皇帝能够回到热河或者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政府的态度不够坚定,但大清这方面,无论是皇室也好还是南方势力和北方势力的力量,都会很高兴让大清沿着长城一分为二,南方革命党建立中华民国,而北方复辟大清帝国。这个大清帝国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护的。日本人当时如果态度稍微冒进一下,东北在这个历史关口就会落进日本人手里面了。当时黑龙会是上蹿下跳,内田良平、头山满这些人是上蹿下跳,极端热闹的。像孙中山的部下,戴季陶这种人,是跟着他们到处在东北和其他地方乱跑的。你得注意革命党在东北本来没有什么太多势力,孙中山的嫡系是广东人,后来共进会那一批人是长江流域的人。他为什么要去东北?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东北有势力,他们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东北分裂出来。

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双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国方面暂时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败了。日本政府最后坚定决定追随英国。他们一旦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南方的革命党就没戏了。孙中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没有钱。自从惠州起义以来,他有的钱还是日本黑龙会那些人给他筹的那些钱。按照孙中山自己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孙中山想捞到五十万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标准来看,他们也是在野党,也是穷鬼,政府才有大钱,资本家才有大钱,他们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标准来看是穷鬼。但是穷鬼也有比穷鬼更穷的,在中国革命党人来看的话,黑龙会就是很有钱的了,同盟会如果不是黑龙会动不动五十万五十万的给钱,它简直当场就要饿死了,就不要说是买武器来革命了。他们就是靠黑龙会分出来的那点零钱给自己续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强达成协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尔逊总统所鼓吹的六国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以后,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出面一带的话,日本的大银行家都决定要出这笔钱加入银行团。这个银行团不是简单的事情,就因为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都决定用日本的外交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支持袁世凯的政府。这个决定一出,孙中山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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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未来的道路


“范长龙:即使涉及领土主权中国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怂就是信号,意味着割草机已经转不动了。进攻性策略其实是掩护撤退的吓阻行动,结果有利于境内的冒险家。意识形态斗争和认同塑造斗争在凉战中比冷战和热战中更复杂更重要,国师学和历史发明学的行情上涨。根据怂路径选择,未来的香港和大粤就是凉战前线。吴越民族首先要筹备吴越民族史和吴语文学史,否则关键时刻就没有发言权。在香港建立吴越文化协会的白手套,随时准备转型为协和会。在东南亚和非洲南美组织保安公司,随时准备转型为洋枪队。时不我待,怂路径实际上就是贿赂路线。成本肯定打在吴越,而吴越生育太低。一代人以后,就会发生驻马店民族替代。大粤强势得多,而且由于历史因素,系统汲取机器不如吴越完善。

现在有两条路最有前途。一条是大办认同教育学习班,取代五七干校法制爱国学习班之类。一条是民族发明学,谁抢先占领就是未来国父。其他无足轻重的话题将会渐渐僵尸化,失去注意力经济学的胜利。即使在欧洲,左右战争也将被认同战争替代。蟑螂死不了,狮子死不了。死的就是夹在中间的,看你愿意向上还是向下。如果没有星辰大海你都不敢掐,那就是谁也扶不起的阿斗了。别人即使抢到了,也不会让你占便宜。能够文斗不用武斗,已经是人类历史允许的最优惠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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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评王奇生《中国何以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现在可以肯定王奇生是匪谍,明显是想廉价出卖专业二字哄骗外行。内行不可能不知道中共根本没有独立决策权,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交易早在长征以前就开始了。这个人肉盾牌才是蒋介石敢打的理由和长征能够成功的原因,也是汪兆铭确定蒋介石会害死国民党的原因。敌后抗战最初三年主要是韩德勤和沈鸿烈在破坏铁路,八路军和新四军由晋冀入苏鲁。两军在1940年前后消灭了国民党山东和江苏省政府,以后津浦铁路再也没有出过事。潘汉年就是交易的负责人,饶漱石是他的直接上司。饶本来不会开除党籍的,因为潘案牵连才必须封口的。饶案不可能平反,因为肯定会因此把刘少奇也变成汉奸。毛泽东说饶对党不老实,就是看他在认罪材料里玩小聪明,留下日后翻案的活门。邓小平也是因为这个,决心让他永远翻不了案。

就是因为有冒充理科中的高级匪谍史学,《远东的线索》才非有不可。否则这种人的危害,比官方或明目张胆的革命史大得多,仅次于当年的匪真情(费正清)学派。

高级飞碟完全清楚黑材料前后连贯起来会导致什么,也清楚不可能完全抹去,所以真正的技巧在于割裂材料,切断前因后果关系,用假概念和大锯活人的框架把无关的材料连在一起,这样外行就看不起有关材料在格局当中的意义了。树立稻草人更是妙计,谁说共产党完全不抗日?它只是没有打过几百人以上的战役,而且在前三年消灭了敌后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包括河北山东江苏三大省政府,依靠日本人保护从事满洲海路贸易,用粮食换取日本武器,依靠津浦路协定从上海和汪占区供应物资而已。这条路线比美国飞行员生命换来的驼峰线大得多而且可靠得多。四五十年代的上海和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红色商人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东南局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附:王奇生文章链接及语录: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012129577_all.html

“官方史学有它的一套话语,民间史学则完全跟官方史学对着干,你说是黑我就说是白,当然,专业史学又跟他们不同。”

“领导权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到了现实层面,大陆官方又拼命要和现在的国民党搞好关系,甚至还要牵就他,有些话说得很开明,倒是在像抗战这样的历史问题上斤斤计较,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当年共产党要生存、发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生存、发展毕竟是在沦陷区里生存发展,不是在后方跟国民党争地盘,是跟日本争地盘,这个也是事实存在。不能颠倒过来说共产党完全不抗日,或者是共产党只顾自己发展,显然这不是事实。”

“我觉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试想一开就始跟日本就打游击,又怎么可能,必须有前面的正面战场、正规军队的正面抗战,才谈得上敌后战场的配合。所以,我觉得今天国共双方都没必要把抗战搞成有我无你,完全对立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实际上二者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年共产党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什么是片面抗战呢?只依靠政府军来打,没有发动群众,后来蒋介石认识也很清楚甚至痛心疾首,中国人在本土作战,小日本是打进来,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完全有条件发起人民战争,因为日本干任何事情都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但是后来的结局恰恰是相反的,国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早跑光了,当然地方政府也很不得力。”

“国军纪律不行,很糟糕,真的是骚扰百姓,特别是伤兵失控问题,到处乱来。军纪糟糕导致老百姓害怕,国军还没来,老百姓就全跑光了,胜过害怕日本兵。”

“问题出在哪,主要是国民党的政工工作太失败,完全表面化、形式化,导致军民关系极其恶化。”

“中共的武器比国民党更糟糕,最后他为什么赢了,国共敌后战场跟正面战场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人民的发动上,共产党做到位了,国民党完全没到位。如果要比较的话,国民党就败在这个上面,共产党最后就赢在这个上面了,它在敌后沦陷区和小日本争地盘靠什么,没有其他可靠的,只能靠人民。”

“其实,包括后来的国共内战,国民党也是败在这上面。以淮海战役为例,国军大概是60万,共军只有40万,正规军占绝对优势,但是共军发动了700万老百姓。共产党的胜利真的叫人民战争的胜利,完全靠发动民众。国民党蒋介石的概念里向来只有正规军,没有发动群众。1927年,蒋介石就曾说搞群众运动,国民党就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区重视,而是干脆就不搞了,完全靠正规军来作战。所以,八年抗战也好,国共内战也好,国共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发动了群众,一个没有。”

“张发奎的回忆录就说,以他的经验,中国就没有真正打赢过日本,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是假的,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关小赢了国军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占领一个地方,几乎都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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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数卷残编选(持续更新……)
帖子发表于 : 2016-09-28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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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卷残编:敦煌、西域以及内亚

敦煌是五胡北朝的产物,北印度外伊朗的尾巴,在当时远远没有河间和龟兹重要,在乌兹别克或者土库曼,曾经有过许多类似于敦煌的藏经洞。敦煌对于中国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拿得出手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它是留下了很多汉文的东西,能够补充汉语世界文字史料的片面性,具有补缺作用。

补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中亚或者内亚看到的视角,跟你从中原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从那些角度来看的话,中原王朝天下帝国就会缩小为一个偏远的附庸——大家都不大愿意这样看的。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提供的史料又非常密集非常重要,所以“敦煌史学”能够把“中国史学”搞得像进行了一场大革命一样。

陈寅恪这第一代敦煌学研究者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可以运用蒙古语或者突厥语史料来印证汉语历史,印证的结果就证明了唐朝方面的史料是很不可靠的,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所以他的思路是,首先说亚欧大陆的主人突厥人,然后往上靠,就是因为他了解这一方面的史料。

他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考证。尽管之前考证得不太彻底,但现实已经体现出来了:实际上唐代的制度就是鲜卑北朝传下来的。唐本身通过它跟突厥草原的关系,引入了很多中亚的制度理论,尤其是唐代后来的藩镇,这个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藩镇就是唐的“胡兵”从中亚带来的那一套军事制度的演变来的。陈寅恪其实已经抓住了很多,他说“河朔三镇”对河北社会有很大影响,提出了“胡化”的理论,他已经把史料找出来了,但没敢或者不愿意把话说得太直白。

从这个角度来说,敦煌学能提供很多材料,有材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最主要还是要看你能不能适当的解释材料。对敦煌学的第一波开发,就是陈寅恪和清末民初的那第一批学者,其实他们已经修改了传统中国史学的认知结构了,但他们还没敢往前再走一步。假如他们不能进一步修改认知结构的话,多出来的这些史料会变成一种无法安放的东西,像堆在地下室里的那些你没有看透的书一样,不能有效的利用这些东西。

实际上,汉代的西域就像是个小希腊。张骞他们去那里,看到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汉朝的使者去那里,就像被蒙着眼睛过去的,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而后眼睛突然打开了。然而那些西域商人长期以来经营这些国际性的体系,他们对这些事情其实比汉朝使者清楚得多。张骞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刚刚发现的事情,那些商人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像刚到英国的郭嵩焘,惊奇地发现那里有许多精良的“奇技淫巧”和很多新奇的艺术品,这些在中原都没有见过。

现在包括一些棋类游戏、纸牌游戏,很可能最开始就是中亚一带的人发明的。从考古中就能发现,过去当地有许多比较复杂的游戏,有些像现代的纸牌或者是现代的象棋,它们的起源很可能能追溯到汉魏时代的中亚。那时的城邦是非常富有的,而且明显有几个纽约式的国际大都会,就像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城邦,各种人种、各种来源都有,人和人的长相非常不一样,可能黑黄白各式各样的人交杂在一起。同时还有非常复杂的各式宗教,不会像唐玄奘说的那样,西域全部都是佛教,很明显佛教只是当地流行的几大宗教之一。

在库车一带的那些龟兹藏经洞,其实之前也是发掘过的,但是没有搞特别公开化的材料。这些内亚藏经洞的经籍有个好处是,它是多种文本的,有吐火罗文的,有当地文字的,还有汉文字,所以把它对译出来是比较容易的。对译出来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这样的:当时的居民在种族上、文化上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往往是带有白种人血统的、蓝眼睛黄头发的那种人,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很多连佛教都不是,多半是外伊朗的那种宗教。笈多王朝灭亡时从中亚入侵印度的那些人为什么叫做“白匈奴”呢?说他们是匈奴是因为他们是匈奴那类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长相却是白种人,所以叫做“白匈奴”。

十四世纪蒙古人来了以后,中亚东部的游牧民族才变成黄种人,这个可能跟生态退化很有关系。当初雅利安人(也就是楼兰女尸那一些人)在的时候,新疆一带的气候是非常潮湿的,水土很好,所以这里会有许多靠着大河大湖的大邦,当地人生活水准和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是差不多的,比当时中原一带的人生活得更好。

中亚是一个“液态草原”,居民的迁徙速度是非常快的。大致说,他们生活环境最好的时候,就是最优秀的时候,随着生活环境逐步降低,人种和文化都退化了,因为优秀的民族都渐渐迁走了。尤其是在蒙古人走了,而伊斯兰教来了以后,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中亚变得单调了,它的文明复杂程度降低了,也不再是世界贸易的核心,核心移动到海岸线上去了。因而我们说敦煌有价值,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里在内亚伊斯兰化以后留下了古代的化石。


延伸阅读
①《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生活》月刊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② 《经与史》, 刘仲敬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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