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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暴民,杀尽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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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赣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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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史大纲
作者:刘仲敬


赣人从血统和文化上,都产生于百越的自卫集团化。三千年国史,概莫能外。

先史时代的江右文化区,以大洋洲遗址为代表,从方国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铜器铸造水准推测,文明程度绝不低于同时期的殷墟和巴蜀,明显领先于湖湘的近邻,在“满天星斗”的东亚诸文明当中,占据了独特而优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验,在于地缘形势。先史时代的东亚诸文明,通过网状交通线吸收肥沃新月地带文明母体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线包括:中亚-河湟-巴蜀-安南路线,中亚-鄂尔多斯-代-洛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粤陆地走廊,波斯湾-印度-南洋-南粤海上走廊。四条路线越过内亚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后,在地理障碍较小的东亚半岛编织形成更加密集而复杂的网络结构。东亚先史时代的多中心性质,正是上述网络结构的自然体现。江右人虽然并没有占据最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仍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发展和充实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独厚,占据了东亚最大的铜矿产区之一,对发展青铜器时代的高技术武器和高附加值贸易,都极为有利。
军国主义在东亚兴起,大大削减了文明的资源。历史天平开始从生产和贸易的优势集团,向组织和军事的优势集团转移。考古资料显示,江右、吴越、巴蜀诸文明在生产、祭祀、艺术各方面仍然领先于北方各文明集团,但在政治军事的组织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终沦为内亚边缘和东北亚邻邦的鱼肉。殷周时代的东亚各文明表现出两大独特性,为西亚核心区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鲜见。一是考古资料和文字记载相背离,前者的先进就是后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术和生产技术相背离,前者的变革伴随着后者的停滞。物质、文化丰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愿组织强大的战争集团,继续维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国结构。殷、周、楚、秦代表组织密度的不断升级,以民众生产技术和物质消费的长期停滞为代价,强化了维系统治集团的文化组织工具和军事组织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际,尚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际,就沦为列强(战国)的汲取对象。屈原和司马迁记载的秦楚惨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江右铜矿展开的。这些战略资源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于智利硝石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意义,却非但不再给原住民带来繁荣,反而将他们降格为相当于矿产资源的人力资源。江右的物质生活从从战国中叶到秦代每况愈下,直到西汉中叶都没有恢复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赣人在共同体建构方面的弱点,给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将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远征南粤,其中五万人“结余干之水”,保卫从浔阳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后近千年,秦汉帝国、内亚帝国和江左拜占庭政权的实际统治区域都没有超出这条走廊。汉武帝再征南粤、陈霸先北伐建康,都谨慎地避开了山越、洞蛮统治的绝大部分地区。征服者编撰的史书只是外来流官升职和降级的铨叙档案,对编户齐民以外的世界毫无感觉。江右郡县从汉朝中叶到唐朝中叶,赋税纪录始终同步于帝国兴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说明这些纪录主要体现帝国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从未超过秦皇汉武之际的最高峰。土著的历史只遗留在两种纪录当中。一是永无止境的“征蛮”战争和人口掳掠。二是“父汉母越”的普遍基因纪录。赣人的祖先由于政治-文化组织能力的缺陷,承受了多少无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历史不是为廉价糖果式的正义准备的。强暴对共同体建构的刺激作用,比温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类绝大多数共同体的产生,都要归因于失败的痛苦和自卫的亟需。

原住民无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为他们的文化模式无力组织较大和较强的社群。高级文化相对于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于组织社群的机制。被殖民者接触强势文化,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应对模式。其中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给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强的组织;掌握殖民者的话语体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体系,为赣人提供了这样的机制。赣人作为共同体的历史,实际上始于宋代新儒家的民间化。在此之前,没有赣人共同体。江右-江州-江南西道-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词和行政区划,同时存在几种相互敌对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关系更接近于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兰殖民者,没有共同的交流基础和文化认同。大多数居民根据多神教或佛教的价值观和组织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门徒垄断了文化和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户口在宋明之际的暴增,不仅反映了自然开发和经济生活的推进,而且证明以宗族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比纯粹的吏治国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层的利益诉求。蛮族的后裔(无疑构成赣人的大多数)可以利用儒家话语体系内部的天下主义和宗族主义成分,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融入现存体制。无论是否得失如何评价,这是他们事实上选择的路线。

异质群体的时空距离如果相互重叠,解决冲突的途径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最成功和最常见的选择只有两类。其一就是通过战争、屠杀和强制迁移,保证某一种旧的认同。其二就是通过创造新的认同,包容和吸纳各种不同的旧认同。换句话说,如果苏格兰民族发明失败,结果不是高地人屠杀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杀高地人。苏格兰民族一旦发明成功,就能将内部斗争的能量引向整个殖民帝国和全世界,使后者体会到新生共同体的力量。宋明之际的赣人给东亚帝国和科举社会留下的印象,很像苏格兰人给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象。赣人科第之盛,莫过于宋明。中原残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怀着无力的痛苦,歧视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蛮族后裔。吴越士大夫渴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盘下暴秦和内亚征服者的帝国,同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猜忌自己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则。朱子将王安石党羽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归咎于“江西人横说”。宋明多党争,正史通常将赣人列为“奸党”。这说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来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国怀着解构特殊认同的固有倾向,因此无法避免衰弱和疲软的发展方向,对蛮族血性犹在的新来者,既歧视又依赖。

语言既是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又是共同体认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赣语的特征酷似英语,由征服者的表层和被征服者的基础融合而成。赣语以官话雅言为表,亻奚语蛮音为里。英语以法语雅言为表,撒克逊语蛮音为里。两种语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敌对的两种社会,最后才随着共同体发明而融合为一种语言。《南史》记载了一则酷似《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故事,将外来政权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无遗。“胡谐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烟,以谐之家人语亻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亻奚语。’”这样的传说到宋朝初年就不再产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团的新型故事,例如著名的“腊鸡”笑话。新时代的冲突发生在赣语和官话、客家话之间,亻奚语和赣语已经无法区别。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间,赣人的族群和语言基本稳定。明末海通以来,江右的相对重要性日益降低。赣区沦为吴越、南粤贸易区的粮食和资源提供者,社会趋于内卷化和贫困化。赣籍精英生产机制的衰退,致使赣人共同体在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软弱无力。

庚子以后,大清越来越无法维持前近代的多元统治体系。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东亚社会无法回避的门槛。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达成建国共识。东亚二十世纪多历史充满血腥和动荡,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纪初叶风起云涌的建构运动当中,没有为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础,预示了民国初年的厄运。江右的先天条件的确不能跟南粤或吴越相比,但未必一定不如同样远离海洋和贸易的产粮区湖南。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论述赣人近邻的民族主义,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共同的历史同样重要:“湖南人有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导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蔡锷将湖南比做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英法,杨度将湖南比做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普鲁士。江右精英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能力,都不及他们的邻居。结果是湘军经常入侵和统治(包括江西在内的)邻居,一再驱逐其实为数不多的外来统治者。主弱客强变成了江右的正常状态,土著很少提出抗议。联省框架尚能维持的时候,赣人尚不至吃亏太大。赤祸如火如荼的时代,自身的软弱就变成了致命伤。江右相对于湖湘的地位,酷似东亚相对于东欧。红军在华沙城下领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广州没有重现,虽然共产国际的原始计划指向东欧,但自然趋势迫使他们转向秩序的薄弱环节。红军来自湖南,苏区却落到了江西头上。统治江西的湘军将领没有像统治湖南的湘军将领一样坚决抵抗,也是理所当然的。

苏区的红色高棉式统治,给无论贫富贵贱的赣人留下了可怕的记忆。他们暂时摆脱共产主义以后,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共分子,实在不足为奇。“在基层干部的这种“攻势”下,一般民众在面临着“公示”、“丢面子”的同时,还得面对乡村干部、妇女会员、突击队员、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达到效果的话,是足以让农民“甘愿自动”进行公债票的认购的。而在扩红运动中,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44页)“拿上杭才溪乡来说把,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63页)
“从表中(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旗周报》,1932年8月10日;1932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赵効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343页)我们可以看出人均收获量在四担至八担之间的居民,税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负担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三和百分之八十。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说,占苏区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49-150页)““1932年,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相应地,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在青黄不接时······节省一部分缴纳公债谷子。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另吃些杂粮······算起来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节省近一箩谷子。”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时,规定“每个男子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每个儿童捡100斤屎肥红军公田。”“每个儿童节省10斤谷子、10个铜元慰劳红军。””(《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52-153页)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3号):“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红色中华.》,1934年5月23日)

国民政府消灭江右共同体存续空间的决心,跟共产主义者同样坚定。他们遭遇的阻力同样不及湖南、南粤和西南。他们在短暂的统治时期,试图将赣南变成类似阿斯旺大坝管理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范。赣北离长江交通线太近,几乎变成了吴越的经济和社会附庸。无论如何,对日战争将这些经营的效果都破坏了。冷战爆发时,南京政府只把江右当成壮丁和粮食的大供应者。即使如此,切身的体会仍然足以保证赣人的顽强抵抗和大批流亡。保卫古宁头的胡琏部队,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组的。十二兵团的口号是:“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江西的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特别残酷,再次证明了丧失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宋明以来凝聚江右社会的儒家宗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残余的居民都是穷人和散沙,不难任人宰割。极权主义退潮以后,东亚各地都出现了小共同体重建的迹象。赣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机会,避免重蹈覆辙,犹在未定之中。赣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较大的海外精英,对父老乡亲的认同度和责任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路径。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最后由 dianfu 编辑于 2016-09-07 22:37,总共编辑了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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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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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人是独立之民族;赣地为天然国家。
大笨熊

民族发明就是划界,划界太大就是废渣!
百越民族和中华民族差别不大,划界太小就会浪费先祖博弈千年得来的互相认同。等于说粤人和客人划界就会浪费土客战争得来的鄙视北捞共识;临川人和袁州人划界就会浪费南川酋豪与江右群豪用鲜血铸成的共识。

所以赣人是不可分割,不可分析的主体,所有发明的原点。

诸赣小撕、诸南中撕、北佬大撕 、小撕属于actor发达原始丰饶;中撕属于国际博弈你来我往;大撕属于大一统去死去死汉贼不两立
#赣史密传心法。——大笨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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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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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社会、三个节点
作者:斬魷刄


从传统史书对赣地的描绘来看,她在中唐之前是一片莽荒,然而西来的佛士与蜀地、齐-越来的道士(天师道)也被赣地的名山大川吸引而来。总之,这片土地是仙风道骨与浪漫诗人的青睐之地。

而中唐以后,儒家逐渐抬头,占据社会主流,佛道二家衰微,史籍中大书儒士社会改造之功,仿佛佛道从此消沉。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士大夫的史籍可信度,诸夏的各位已然清楚。

士大夫的描述仅仅触及社会的表层,这个表层就算在儒家秩序走入末路的晚清,也并没有完全涵盖社会的整个方面。如果要探究三千年国史中赣人的社会状况,就需要知道真正塑造赣人社会的几种秩序是什么。

我认为赣地的秩序由本土的干越部落秩序为基础,受到内亚佛教秩序、楚-齐-越的道家秩序与中唐之后的儒家秩序的冲击,而最后形成了几种互相能够共生的社会子结构。

越人部落秩序的时间最久,然而存留的资料却是最少的。从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可以判断出干越先民的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性在秦-汉帝国的压制下,变得湮没无闻了。如果需要彰显干越人的独特宪制,必须要从三种材料中寻找:考古遗迹显示的独特文物与生产方式;从唐-宋时刚刚形成的本土儒家中寻找先民的组织形式,从本土的道家祭祀对象中寻找先民的宗教模式。

内亚佛教秩序的传入,不会晚于记载所示的西晋时期(甚至更早),然而佛学高士与门阀大家的谈笑风生显然是虚浮的;高士与他的弟子传略能够部分反映佛教在赣地的传播模式;但如何能够知道仍处于先史秩序下的普通赣人的归化进程呢,似乎只能从几种材料中窥得:王朝末年义军成分:熊昙朗似乎是佛教徒,钟传、危全讽确定是佛教徒,而元代的白莲教大决战也是佛-儒秩序的对决;庙志,这种材料似乎很难觅得,而被国有化的成分也有;部分地方志,似乎也是大海捞针;内亚佛教研究,这种材料无疑最信实,也可以比照内亚秩序对诸夏故地的社会影响,确定一种基准模式,然而工作量太大。因此,急需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佛教信仰在赣地,究竟是被普世化进入赣人信仰光谱的混融型宗教呢?还是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组成异质社区,而明初才被渐渐摧毁的单一社区宗教呢?

道教信仰则更加复杂,似乎只比佛教传入早一到两个世纪,陈寅恪论及陶潜及陶氏家族都奉天师道。如果越人的巫鬼旧俗对于道教信仰更加容易接受的话,就可以解释本土化的吴猛信仰和许逊信仰了。虽然道教史的记载也有大部分是(外来)仙人游历与弟子传记的内容,但无疑道教信仰是与本土习俗结合的最紧密的,可是本地化的进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似乎不得而知,只知道宋初许逊信仰已经在赣地流传已久,而这时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被儒家秩序的刺激所致。不同于佛教秩序,道教秩序的形成,自发因素可能要比外来输入更大一些,寻找的材料也与佛教大体相似,只是不用去内亚寻源。所以芜杂的线索仍然指向同一个问题,道教秩序是否形成过排他性的社区(个人认为否,道教秩序与越人秩序的结合应该是基本盘,星宿海之类的存在)?

儒家秩序是被歪曲过的,不过歪曲的手段无非也是冒认中原先民一类,破之不难。因此中唐以后史籍的大部分材料都可以作儒家秩序发生的注脚。地方志与家族志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佐证儒家秩序的扩大。因此,材料是最不缺的。明代以后,儒家秩序占据了绝对的主动,间接导致了其他两种社会的衰落,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我认为此后的儒家秩序肯定吸收了佛-道的模式,以赣人重风水为证。另外,海通之后的传教士材料应该可以对照儒家社会衰弱时期的很多细节。

研究儒家秩序最初自发形成的唐末宋初,应该对其他两种社会的刺激-应对模式研究有很大的助益。中唐以后赣地讼风大起,除旧日秩序被更换的应激反应可以解释以外,根据使徒时期犹太人排挤基督教士的启发,我想到,这会不会也是两种社会对抗的一个预兆呢?(当然,其后数百年的讼风就不一定是这种模式了)

因此,中唐是赣史的大节点,越人共同体进入三种社会的流向,赣人共同体的塑造与冲突,肇因于此。

元末的佛-儒决战是一个小节点,具体理由见我上一篇文:

唐中期 发轫的 皈依儒家 新土豪 汗 汉魏以降 传入的 佛教秩序 本土化 土豪 对决

前者 先赢后输 庸为 汗 元军 互相妨碍 参见 英伦 罗马军团 模型

完 赣地驻军分两种 当地白莲教土豪 汗 天完 只素 意识形态盟友

汗 淮西-楚 彭和尚 旧徒弟 自认 正统 不爽 陈友谅 弑君 这样

完 猪八八来叻 赣地 佛教土豪 全部投降 这样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佛-道秩序被收割,然而我在想,如果佛-儒的决战是这时候,那么道-儒有没有决战的时刻呢?抑或自居星宿海的道教秩序由于组织不了排他社区,所以从来没有对抗排斥儒家的意愿?

士大夫全面获胜以后,儒家秩序到严嵩之后开始了朝中无人的时期,这是另一个小节点,这固然可以以我上一篇文的理论解释:吴越与南粤接受了海通的秩序输入,有更多的物质基础可以转化为科举社会的上升动力,而赣地社会均质化的恶果开始出现,科举社会的上升阻力增加,开始了相对衰落。然而,是否真是如此,即,社会的均质导致儒家社会内在动力衰弱,以至于反应儒家生命力的:1,勤王师仍有,但能够动员的势力下降了?2,高级官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一点for sure,yes)3,反应儒家草根生命力的乡间大儒(如李觐)数量减少了?(由于清末的发明太多,对儒士的真正地位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如王夫之的急速上升,故这一点仍不清楚)

以上三个社会与三个节点的观点,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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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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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像神道教,保存小社区信仰的可能性最大,但现在的道教确定是金元以后的赝品,不能反映六朝时代。考古信息其实是连续的,只是没有在正确方法指导下展开。——数卷残编

【赣】赣地近代史含泪三问|诸夏

请问阿姨:赣地在海通时代后的衰落已经是共识,也引起赣籍人士无尽的反思与追问。科举家族无以为继,新式军绅也难以辈出。就像您说的“精英生产机制的衰退”,针对这种现象许多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支那学界的假设是唯物主义感觉浓厚的“经济路线转移论”,或者是这种论点的传奇化变题“大铁路绕过江西”论;您在《赣史大纲》中提到了“海通”这个时间点,似乎也在暗示海通带来的秩序输入在江右的落差是衰落主因,而上两种论点可以说是后者的经济方面子集;另一种带有传统支那范式的外因论指出太平天国的屠杀才是衰落的主因,这种命题可以变化为“湘军的掠夺”论甚至更久远的“清初赣地屠杀”论;另外根据鲸鱼史提出的视角,赣儒对小共同体秩序的收割与破坏,使得当时仍颇有生命力表征的地方共同体(如赣北的许逊信仰的传播,土客地区的新共同体塑造,依旧存在的行商组织等)天花板受到致命的限制,这似乎可以作为内因论的代表提出。那么您认为哪种观点是主因呢?或者说,这些观点应该按照怎样的层次感来排布呢?

刘仲敬:赣地在明末还不是十分衰落,因为广东的物产向长江三角洲运输的时候,赣江仍然是一条主要的交通枢纽,特别是闽南的铁矿,是北方的产业所必需的,这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但是海路诞生以后,从广州、香港运到上海的费用,比起从广州越过南岭、经过赣江和长江运输的道路来说,实在是优越太多了,所以这对赣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打击。赣地缺乏一个强大的儒家学派或者士大夫传统。宋朝和明朝前期,赣地的地位明显是高于湖湘的,但是清朝中叶以后就落到湖湘以后了,这个具体就体现在湘军诸将所代表的湖湘儒家集团击溃了赣地儒生所组成的集团。这种情况在严嵩的时代和王安石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对赣人的命运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清初赣地的屠杀和太平天国的屠杀造成的损失只是暂时的,应该说不会比湖湘或者其他地方遭到的屠杀更严重。程度上讲也许超过了清初对扬州的屠杀,但是肯定比太平军对吴越造成的破坏少,也比明末清初流寇武装对湖湘的破坏少。所以这不是主要的原因。灾难过去以后没有办法恢复,这说明当地的精英集团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无法产生像以往那样有保护功能的精英集团。


问:阿姨,那无论如何,赣地的儒家土豪是衰颓了。可是近代以来海通秩序的输入,提供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在有机会接触外商的港口,产生了五代之后最接近市民社会的人群。似乎就是在这些区域贸易节点中,觉醒了日后可以作为民族文学家的那些人,经您的提示,粤人黄小佩,蜀人李喆人,江淮李涵秋,都是典型,吴越更是数不胜数。赣地曾经的本土主义不可谓不炽烈,陆九渊、汤显祖、庐陵的王门子弟、最晚近的蒋士铨,都为赣人之独立性、主体性骄傲、赞颂。然而蒋士铨之后,这种人似乎就消失了。是衰颓的儒家特别不适合产生民族文学家呢,还是说赣地缺乏秩序输入的刺激,以致于没有民族文学家的土壤?九江作为赣地唯一开埠港,为何没有产生催化民族(文学)觉醒的作用呢?

刘仲敬:九江的黄金时代是在南北朝时期,那时的九江是江州的首府,南昌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根本不重要。从南粤运到建康的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九江周转,同时,那时候的汉口作为一个码头还根本不存在。武昌当时是一个军政,称为阳夏,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但是没有贸易的作用。但是宋明以后,九江的地位就远远不如汉口了。汉口是四大码头之一,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都特别适合于通过湖湘一线交通南粤,交通西南巴蜀一线,向北通向北京和中原地带,甚至塞外,九江相比之下就比较偏远。地方偏远而地理位置接近,就很容易发生挤占效应。这就好像是你如果在瓜达尔港修一个港口的话,多半是竞争不过阿联酋的类似港口的,因为阿联酋的类似港口离得太近了。清末以来赣人的相对衰落主要还是挤占效应,一方面是有吴越士大夫争位置,另一方面是有湖湘的武将争位置,两者一挤压,就把江右的地位给挤掉了。论文的,他们挤不过吴越士大夫;论武的,又挤不过湘军的武将。等于是扮演了一个在班级中你经常看见的那种平庸生的角色,他们的层级总是中上等,每一科都不是很差,但是每一科都没有特长,结果总是被那些特长生挤掉。哪怕说那些特长生在别的方面有特别的弱点,但是仅凭他的特长,就差不多能够把这种比较平均发展的、半优秀的中上等学生挤掉。


问:阿姨,请容我哭一会儿再问您下个问题。您刚才提出的挤出效应和中位数地位都是醍醐灌顶。本来我还想问您赣语圣经缺失的原因,现在想来原因也是类似的:长江贸易线的各种传教熟壤自然会挤占赴赣传教士的关注,教会土壤的贫瘠自然没有母语圣经,甚至民族教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这点似乎也与湖湘类似。然而,民族文学与传教士的播种,正是欧洲式的民族发明关键要素,赣地在这些方面的空白令近代史的线索十分单薄脆弱!记得您定位蜀史的四大支柱:考古,移民社会,土豪,传教士。那么为了组织一种彰显民族独特性的历史叙事,您认为赣地近代史的组织视角应该有哪些呢?

刘仲敬:赣语和赣文化区跟江西行省的边界非常符合。行政边界和天然边界符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江右是得天独厚的,可以利用这一点,以语言为核心来发明民族。语言核心自然就会产生出小的土豪,尽管赣人的土豪集团内聚力和纽带比较少,但是以语言和乡土为联结,仍然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体的种子和存在的标准。语言和种族的特异性能够把近代的江右和上古、中古时代的江右连接起来,同时结合它在近代,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国际战争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这场战争中间,把当地精英、民众,和帝国、各种国际势力之间的利益差异凸显出来,就能够把上古、中古、近古时代和未来的民族发明连接起来,构成承上启下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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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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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越的三代共同体
刘仲敬

赣越民族发明必须涉及三个关键点,或者说三代基础共同体的形成。

第一代,先史时代的巫术-部族组织。中国侵略者在秦汉时期建立的军事殖民点或所谓郡县,犹如巴达维亚城堡-港口在爪哇土著的汪洋大海当中。

第二代,伊朗-印度宗教的本土化社区建构。六朝至隋唐时期,江州-广州贸易线是所谓波斯胡的创造。唐代洪州的建立,主要是泛伊朗区商人集中的产物。金银和玻璃宝器、天师道和佛教的兴盛,都说明中古赣越部份地恢复了文明输入中继站的地位。东晋至宋元,赣江流域在宗教输出方面特别突出。而且,中国侵略者认定的邪教特别多。也就是说,共同体的组织资源特别丰富。这些教派引进的精神修炼、绘画艺术、医药技术都属于伊朗-河间系,萨珊式多于景教式,尽管名义上属于佛道两教的各种支脉,但印度式所占份额明显不如吴越的同宗。明-汉战争、吴越儒生和白莲教军官的冲突,是这次长时段历史运动的余波。

第三代,南宋至明清的儒家宗族建构。这是江右国族建构当中最容易的部份,因为文字材料众多。宋明所谓江西人横说和江西多奸臣,都是民族个性和帝国格式化天然冲突的一部分。赣语民间文学和基础社区的特征,都跟文明中继站的消长息息相关。

罗马-波斯-坎通尼亚奢侈品贸易和技术输出,对吴越尼亚民族的形成也发挥了极大的刺激作用。江左之盛莫过于梁武帝,然而建康宫廷在大同年间的整个国库,都买不起胡商运来的一部玻璃镜。平城-洛阳的迦蓝虽然集中了海内闻所未闻的奇珍异宝,仍然不过是木鹿和内萨波尔的残羹剩饭。建康的繁华,也无非是叶门-马德拉斯-广州珍珠链的影子而已。民族发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解除虚假共同体发明对世界文明真实发展序列的扭曲。各得其分就是文明的意义所在,任何扭曲和颠倒歧视链的做法都是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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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16-11-11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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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国文革简史
作者:执经生



赣国的造派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出现,二月逆流遭到军队直接镇压。后来军队扶持的保派组织联络总站和造派大联筹武斗。到1967年夏造派大联筹控制南昌,保派向其余各地转进。

当年8月,抚州的大联筹发动起义,袭击军队,歼灭匪兵六十多人。此事被腊周一致定位反革命叛乱,周系的军头程世清在同年秋再次出动军队直接镇压南昌以外的造派。于是大联筹控制南昌,保派控制各地的格局定型。

后来南昌造派自己又分裂成万派 和 涂派,涂派更激进。江西省委的周系干部就拉拢万派压制涂派,南昌的三国演义维持到1976四人帮倒台。
然后涂派被迅速清洗。万派干部在省革委会工作到1978年,接着也被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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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16-11-15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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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的法利赛人——赣人的民族神话
作者:斬魷刄



中華民族的源頭只有蘇聯,蘇聯就是支那的查理曼和卡佩。一切發明逃不掉的出發點,誰也跳不出的。美國只要跳出了五月花神話,就會滅亡。沒有神話,就不能立國。只是支那太可憐了,只能圈在食人樂園裡面。諸夏就好得多,晉楚吳粵蜀湘贛各有自己的神話。——刘仲敬

丰饶就是actor数量多而博弈未至平衡,外来刺激保证内部演化,高淘汰率和高变异率,这是文明的原始汤,组织复杂度远大于产生于其中的文明本身。

文明是规范化的删减与建立,高级宗教是她的意识形态集合。出于理性的建构大多希望能适应一切环境,然而真正幸存的万中无一。得以幸存的团体通常有理性怯魅不及的法宝,方能避免解构自身。

赣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actor众多著称,干越人的遗址,酒器少而祭器多,仪式肃穆庄重,缺少游戏性的狂欢。先民依靠祭祀收获,从不怀疑神明的公正。秦楚的狂人毁灭了吴城和铜岭的邦国,意外地延续了神明的公正,赣人“道术为天下裂”,迅速将文明的魂器分批保存。

慧远选择与山神和解,顾邵却只能在文书中编造胜利的假象。张天师和葛仙翁的背后是龙虎山和阁皂山的山越,许真君的背后是番君坚毅的后人。净明道团无数次泯灭又无数次复起,应智琐与萧晏二公、七姑、三山神君香火千年不衰。种种迹象表明,赣人特别虔诚,却并不拒绝外来神明的竞争,这说明,我们的先民特别自信。达摩宗的勃兴、天师道的传承,正是在这种默示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

赣儒与赣商使赣人的敬虔为诸夏所知,在此之前,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听说过赣地的丰饶。现在他们听到了洪水时的酋豪战至最后一人的怒号,他们看见万寿宫在每一座赣人行至所在的都市拔地而起。赤祸席卷诸夏,赣人扩张的脚步戛然而止。列宁的幽灵巡弋在诸夏的尸山旁,提醒赣人自由的可贵。

北水环山的赣地宛若孤岛,造就了赣人独特的民族神话,这种神话自豪地宣称:赣人独自领受洞天福地的恩典,对江北人趋之若鹜的中原黑洞不屑一顾。在大一统的铁幕笼罩的东亚,赣人是文明火种最忠虔的守护者,直至最后一刻;然后,在帝国每一次摇摇欲坠时,我们就将种子遍撒四方,传播种族存续的独得之秘。

我们在丰饶的蛮族中独守古老的信条,通过一次次教训大一统帝国的护国运动,将敬虔的基因刻入赣人的神秘灵魂。上天的厚爱接连降临于梅鋗、周访、楚帝、钟传、两山先生、揭重熙与刘于浔,这一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近乎无穷。在天命来临的节点,我们等待,先辈的英灵再次点燃族人胸中的火把。忠贞的人民啊,我们终将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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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帖子发表于 : 2016-12-30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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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地建国过程中的语言认同问题
作者:斬魷刄



我想对赣人厘清一种专门针对我们的恶毒诽谤,来自费拉流沙般的心灵。老实承认,我也曾经受过这种诽谤的伤害,它的命题叫做“语言不能互通的地方不能建国”,它背后是符合它们心灵层次的大一统至上论,这倒不值一驳,而它的变题有:
1“罗马世界也有大一统”
2“语言不能互通说明民族内聚力不够(没资格建国)”
3“语言不能互通说明了一定的丰饶性,所以建国是压制进一步解体的小一统(或者,是反自发秩序的)”。下面我将驳斥这三种说法。

1
支那人自以为统一语言是文明和先进,其实就是想搭“罗马”通词膨胀的便车。但是,希腊化和罗马化意味着主动被纳入财富流动的富饶之圈,支那人从来理解不了,以为通商就是不敢打自己。叫化子觉得千金小姐的施舍肯定是勾引的暗示,就是这副嘴脸。

帝国和教化正义不正义,说到底就是自发不自发的问题。撇去费拉最爱的都一样标准,罗马从来就是万众一心的造物,支那从来就是四处碰瓷的祸源。美国继承罗马,万国感激涕零;支那冒充罗马,就要面对神裁。

印度人和爱尔兰人说英语是上帝的恩赐,庐陵人和宁都人说普通话就是中国侵略者的巴别塔奸计。当然,鄱阳人和抚州人使用英语交谈就没有任何问题。

2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语言的统一和分化在生态位上的本质不同。除了近乎神迹的罗马世界语,统一的语言从来就是落后和灭绝的代称。(因此,我不再讨论支那与诸夏谁更有资格建国的垃圾话题)相反,语言的丰富从来就是丰饶的表现,这方面赣地自古以来。因此,赣人交流时,听不懂,多问一句,什么意思?特别正典,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假如你的确感觉赣人交流不畅,你要记住,每一次询问就是在制造沟通之桥。

当然,语言的丰富与标准语是否存在从来没有矛盾,英语的语源驳杂,并没有让克伦威尔沦为丹麦贱种,靠的是数百年族群微妙而平衡的博弈,这种从混乱到稳固的民族共识起初如此娇弱,以至于她的最后成功,同样只能被视为神迹;赣地同样丰饶,而不够隔绝(当然,是与北方的黑洞不够隔绝),是以每每功败垂成。

民族国家标准语的形成一靠强制二靠博弈,靠强制,就是在考验共同体的天然强度,支那是民族监狱一定失败,无需多言,但就算是天然国家也没必要在没有充分博弈的地方强行制造认同,所以博弈是最好的,大家和而不同。

所以,当然怪支那,赣地从楚帝开始就和衷共济,从来没听说有人抱怨对方口音不通的。你能想象文天祥听不懂陈继周说话吗?或者揭重熙嘲笑魏禧不是赣人?客家返赣不过两百年,上犹和万载的土客豪族已经在合力杀贼了。难以想象,曾文辿寻龙点穴的时候,不晓得豫章话和袁州话怎么说?难以想象,万元吉固守虔城时,竟然会不晓得部下的语言怎么说?长时间的全境博弈竟然没有培养出民族语的根基,显而易见,是支那两千年的侵略和你匪的格式化让所有博弈的成果付诸东流。

然而,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安慰,莫过于不吃二茬罪的后见之明。认同先于一切,这是赣人之为赣人的唯一标准。赣地不设标准语,修水话、新余话、上饶吴语和虔州客语都会在自发竞争中“发现赣语”,当且仅当这种共识出现时,才会重新出现标准赣语。这种赣语,既是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汇融而成德克里奥尔语,又是古老而全新的民族语言,将会像一切时间淬炼出的自由特质一样坚不可摧。在此之前,大胆地写!说!问!英国文学爱好者如果不能生在莎士比亚时代,无论如何才华横溢也不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英语,而我们受神恩能生在此时,能将语言博弈的丰厚遗产留给后世的赣地文学家们,当真需要心怀感激。

3
最后,如果你的做工的确领受了恩典,不要感到奇怪,因为费拉肯定会如期地诅咒民族发明,幸灾乐祸地嘲笑民族建构也只不过是小一统的都一样。假如这种问题也同样困扰过你,请复习这条语录:比利时和苏格兰肯定会出现民主的宜宾酋长国和乐山酋长国,但秦始皇和我匪治下甚至不会出现大蜀。同样不能忘记,费拉和它们的大君靠收割认同苟延残喘,所以如果它们认为,张家村和李家村的矛盾会让他们争相投奔费拉的一边,那就让张家和李家——和他们的同胞,我们——手中的武器,告诉它们答案吧。

My fellow komese,thank you for your time. Godbless 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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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帖子发表于 : 2017-01-19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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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赣国家英雄Komeselish National Heroes~不斷補充ing

吳芮:贛越蠻族酋長,Komeseland干涉東亞國際事務的第一位領袖。

林士弘:Komeseland第一帝國創始人

馬道一:Komeseland民族教會創始人

鍾傳:Komeseland第二帝國創始人

文天祥:Komeseland土豪和民族自衛軍領袖

趙从藩:Komeseland議會設置運動領袖

沈士孫:同上

葉先圻:同上,贛日聯盟的先驅者

劉景烈:Komeseland制憲會議代表

梅光遠:同上

邱玉麟:Komeseland議員,諸夏聯盟運動領袖

黃鎮中:Komeseland土豪,反恐衛國戰爭英雄

肖家璧:同上

李逢春:同上

熊楊鷹:同上

李彬:同上

羅光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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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赣史大纲
帖子发表于 : 2017-02-07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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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14-03-04 18:08
帖子: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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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代文物精品展”之“新干大洋洲青铜器” 2014-04-17 北京首都博物馆】

鱉精掠奪俄里個國寶(北京掠夺我们的国宝)
罪該萬死
——大笨熊

首博(首都博物馆) 应该 在滕王阁河对面
——永隔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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