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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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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下岗工人全家吃鼠药中毒身亡的故事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象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97年我刚出狱的时候,蚌埠人正流传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渐渐没落,六四屠杀之后一年比一年衰败,工厂纷纷停产半停产,大批小型集体企业倒闭。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春节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10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10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献给了共产党,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了出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和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延续了几十年。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10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象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2004年1月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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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王怀忠、捻子、阜阳

阜阳旧称颍州,人口密集,是安徽最贫困的地区。明末李自成贼军对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毁,十人九亡。清初只得从江浙迁徙民众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广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说。唯独阜阳少受冲击,太平天国虽毁了安徽江南江北,阜阳却未受蹂躏,日寇当年占领了阜阳周围城市,却始终没有占领阜阳。所以徽商、徽菜、徽派建筑虽名闻天下,安徽真正的民粹却还在阜阳。
捻军的发源地、老巢雉河集,现称涡阳,也属阜阳。‘捻子’就是把棉麻捻成一股绳子,就是团伙的意思,是最典型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黑社会组织。向店铺收保护费、设赌场、放高利贷、武力替人讨债、勒索乡邻、在集市诈骗,都是捻子的传统职业,而且主持这些事的并不是小流氓,都是当地威名赫赫的大族大户。比起江浙一带的青红帮、四川的袍哥,捻子的威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家族渊源更深厚,更容易裹胁众人一起干。当年横行上海,各派黑帮都避之三分的安徽斧头帮,仅是捻子的旁系。李鸿章建立的淮军,一定程度上也是借助捻子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安徽乡村私人军队,不过是为清皇室效劳罢了。

如果将来中国爆发内战,谁控制了阜阳,谁就能控制安徽,谁就能控制华东。在礼崩乐坏、纲常尽毁的中国,家族关系可能是最能凝聚战斗力的纽带。

家族势力经毛泽东毁灭性的打击,在全国各地几乎荡然无存,唯独阜阳,不仅未灭,反而借着改革开放的阳光,滋长壮大起来,向着黑恶方向,大步前进,形成现代的‘捻子’。河南的假药全国闻名,而与之齐名的便是阜阳假药,很多人有病吃了药没有效果,主要原因就是买了假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这个体会。假药仍在全国横行,都是现代‘捻子’干的。阜阳人弄假之技,令人叹为观止,规模相当大。

阜阳的四大家族,也就是四大‘捻军’,分配了阜阳地区所有重要权力。黑恶自然能集中金钱,送给省领导,送给中央领导自然会升官。所以阜阳的官最贪最黑最恶,升得也最快,王怀忠仅是一个例子。

王怀忠算是大股捻子,与之相比,当代的小股‘捻子’也厉害。1996年,我在安徽南湖劳教队的时候,有一次进来十几个来自阜阳的劳教人员,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是政治犯。不过他们不是那时的新三类分子(民运、基督教、自由出版者),而是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他们这伙人是一个家族的,他们的三叔与另一个人争夺市政协副主席的位子。双方给上级领导送礼相当,势均力敌,有关领导得了双方人情,态度暧昧,让他们自己商谈敲定。三叔提出给对方500万,只要对方让位,去做政协常委。对方反过来说,我给你500万,你做政协常委不好吗?

多次商讨未果,眼看‘选举’日近,双方约定在一座别墅了断。三叔带了80多人前去讲数,对方只有四十多人,一看苗头不对,便关紧大门,死守别墅。三叔大怒,下令攻打,打倒对方一个人给一万块奖金,大家各显神勇,纷纷搭人梯爬墙攻进去。双方都有武器的。眼看守方被打得七零八落,退守到楼上,数百武警呼啸而至,包围抓走了他们。这样的案件属于党内矛盾,又不便公开审判,免得影响地方官员的清誉,所以只能内部处理。稳定压倒一切,后来几十个人被内定劳动教养,送到南湖劳教处。那时阜阳的市委书记,可能就是王怀忠。

香港武打片、香港黑社会闻名遐迩,但是比起阜阳贪官帮,全是小儿科。政协本是‘民主党派’人士最多,权力最小的机构,相当于高级养老院,是最清淡的清水衙门,一般都有二十几个副主席,上百个常委。阜阳地区至少有1万个职位比政协副主席更有职权,油水更大,随便一个乡的乡长、党委书记、派出所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都可以捞到更多的钱。政协副主席与政协常委只有半级之差,但是在阜阳地区,500万都不肯相让,可见其实际利益差别,应该至少有一千万!多么吓人!

阜阳官场之腐败,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王怀忠不服,自有他的道理,大家都腐败,个个都捞钱,法不责众,凭什么非要抓他?相比之下说不定他还算清廉的,1、2千万算什么?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随便哪一个村的村长,捞的黑钱都可能比他这个堂堂副省长还多,竟然就要判他死刑!岂有此理!

在全国各地乞讨的安徽乞丐,几乎都是阜阳人,严重败坏了安徽人的声誉。尤其是在广东,谈起安徽就会同时谈起安徽乞丐。阜阳有四大特产:贪官、乞丐、假药、流浪杂耍班子。没有深重的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行走全中国的阜阳乞丐?怎么会有那么多害人的阜阳假药?怎么会有那么多流浪四方、失学卖艺的阜阳儿童?有很多儿童六岁就被父母卖给班主,就在殴打和胁迫下充当小奴工,出门卖艺卖色。

所有这些可怜的乞丐,可怜的卖艺儿童,都是被王怀忠一伙贪官逼出去的。还有各地吃假药受害的可怜的病人,也是被这帮贪官污吏害的。这个送红包升官,再大把捞钱,一切都在幕后决定的黑恶专制制度只要一天不改变,每天都会造就出大批王怀忠,造就大批新‘捻子’,横行全中国,彻底败坏中国,最终毁灭中国!

2002-12-30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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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劳改后遗症

劳改是可怕的,仿佛是地狱旅行。中国劳改队比但丁在神曲里描绘的地狱还要可怕得多,尤其对于异常孤立的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
没有朋友,没有同志。只有两种人类渣滓:赤裸裸的禽兽和冷酷残暴的专政机器,在这两种禽兽的包围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
有一次洪哲胜告诉我,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大陆人,认为他们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兽性太多,人性太少。初听令我惊讶,后来仔细反思确实如此。在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我们的确是像野兽一样无知无畏。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是白日说梦,当今世界最无耻最无礼的种族已经非中国大陆人莫属。我们在这种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环境里长大,独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纯洁吗?恐怕难乎其难!
以我的经验,在劳改队被折磨3年,出来后还得3年才能恢复,劳改后遗症很复杂。
首先是焦虑症。

中国劳改队不是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还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的监禁-身体活动区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抑郁不平、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触即跳、没完没了。
我们沉浸在没人感兴趣的激情里,沉浸在自我肯定里。的确,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陆社会里始终坚持理想,以献身般的热情矢志不移。
但我们出狱后首先面临的冷酷现实是,中国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几乎没人理会我们,没有人怜惜我们,没有人爱护我们,反而是一些特务和小人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和创造一切机会来攻击我们。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面,等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身败名裂了。
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信息多,我们无法处理,不能及时反馈,也会招致埋怨。

其次是自闭症。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替你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
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
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像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样,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养成自闭的思维习惯,出狱之后听不进去任何话,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人交流互动,这样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我在广州劳教所里仔细回想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发觉的确有严重的问题。1991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很久都还陷在89年时的狂热情潮里,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不能连续写100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
92年以后我企图从这种状态下摆脱出来,结果从滴酒不沾转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须要喝一瓶白酒,然后兴奋起来,穷吹滥侃,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一直到93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复,谁知94年又被抓进去劳教三年。97年出狱不久,一到美国我就忙个不停。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更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
十几岁的时候我一天能读一本书,回头可以向别人复述读过的内容。三十几岁却不能读书了,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我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幻想怎样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个猛子扎进去,四两拨千斤,一举推翻共产党。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2001年再次出狱后,我决心把一切都置诸脑后,平心静气,治疗我的劳改后遗症。尽管新中国累计可能有数千万这类患者,却没有一个医生会治这种病,只能自疗。
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那些嗜血如命的惯匪和现在全国城乡的黑社会头目和骨干几乎全是监狱培养出来的,都患有严重的劳改后遗症,但是无人治疗他们,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觉,心如止水。与朋友闲谈也不再争长短,世事无常,听之任之。一年多之后,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复,首先是记忆力恢复了很多,不再拿东忘西;思维也连贯了,不再断续;特别是能坐下来完整地读一篇文章,甚至写一篇文章了,我特别满意。
愿天下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特别是政治犯,都正视监狱后遗症,想办法自疗好。然后一切从头开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来日方长!

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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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悲怆的灵魂--奴隶岁月收容站

1986年10月底,我们大约一百个人乘坐二辆囚车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审查中转站.我们先是象蛤蟆一样蹲在大院里接受搜身,分组,然后被带进囚室。
阴暗可怖的大囚室里七八十个剃着光头的囚徒站在走道两边看着我们十来个新囚徒。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随着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有人命令我们排好队准备过堂。然后4个人开始对站在最前的第一个人开打。那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着是第二个,那人只挨了几拳便唉哟一声倒在地上,“这个家伙装熊”有人喊道:“起来”,几只脚猛踢过去;第三个看起来身体最壮,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第四个是个12-13岁的小孩,只挨了几巴掌;然后就轮到了我.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便感到拳脚齐下,特别是一脚踢中了我的腿裆,令我疼痛难忍,不由双手捂着,蹲了下来.我又挨了几脚,总算过了关。

等到所有新来的人都被打了一遍,我们以为大难已经过去.那个打人最凶的家伙,大概是个头目,却宣布:所有人把你们藏的钱统统掏出来,否则要是被我们搜出来,至少得脱层皮!果然有人掏出了钱,大约五-六十块,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垫下面没有被政府干部搜刮到的.没人胆敢抵抗,旁边还有几十个人虎视眈眈站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起冲上来把你撕成碎片。后来那两个拿出?娜吮话才帕怂醯牡胤?我们其余的人被安排坐在派出所门口。

我这才仔细打量这间囚室,大约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间一条走廊,一端通向派出所,两边是水泥平台,不管怎么睡,肯定睡不下这一百号人.我们只能挨边沿坐着,看来夜里也只能坐着睡觉.我向身边的人打听我们会在这里关多久,旁边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诉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个星期.他对我笑了笑:这是我第六次到这里.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两次因为到香港,两次因为到广州,两次因为到深圳。我们聊起来.他叫阿吉,汕头人,家乡很穷,到处打工.主要干建筑活.一般几个月就会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安徽人,去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为分配给我的工作太无聊,从报纸杂志上看广东不错,深圳更好,就辞职来了,谁知工作这么难找,最后只得去建筑工地,每天从晚上六点干到凌晨七点,活活累死人,我读了十八年书,实在受不了,就到深圳找同学介绍工作,也没成.走投无路,一怒之下,我从蛇口游泳到了香港,还是找不到工作.我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因为我上次差点淹死,实在不敢再去游泳回来.唉,早知道会关在这里,还不如去游泳回来.你可真有胆.他说,蛇口那里可淹死不少人.碰上大风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滩见到几百具尸体。

我们在派出所门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门口涌,原来是开饭了,两个干部站在门口,手里舞着棍子大喊:排好队!排好队!担心吃不上饭的人在后面拼命挤,前面的人立脚不住,再被棍子打回来.也有从队伍里被挤出去挨打的.最后我总算领到一份糙米饭,上面有两根小拇指头大的咸萝卜干。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吃了几口就丢下了,感到特别口渴,便问阿吉哪里可以找水喝,现在大约4-5点钟,今天还没喝过水.阿吉冲我摇摇头小声说:在这里别说话,会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诉我:这里从不供应水,不过现在夏天已过,渴不死人,现在不用担心挨打了,等一会儿他去找找老乡,看看能不能弄点水喝。

那是我人生第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我们挤坐在一起小祷。阿吉安慰我:坐着睡比躺着睡要好,水泥台潮气太大,直接睡上去会得慢性病.他说在这里第一件要紧事是尽量少挨打,这里有许多精神病人和变态狂。坐在派出所里的几个人便是精神病人,他们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是变态狂,怪不得我老是看见几个人轮番去派出所打人打的鬼叫,皮带抽坏了再从别人那里抢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这里怎么反过来? 我忍不住问阿吉.这里是人吃人的世界.要么打人要么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点智障,反应不过来,自然成了垫底的.我看那几个打人狂,每人占有一张床位置的地盘,铺着很多衣服,他们有烟抽,有面包吃,居然还有酒喝.阿吉说,如果走运,他们一天就能抢到几千块钱.送给干部一些,马上就能走人.这样打人抢钱不犯法吗?犯法?犯谁的法?这又不是香港,这是中国!这是政府机构!打死人都不犯法,打伤打残抢钱当然无所谓.最多关几天禁闭.家里拿些钱来就摆平了。后来我见得多了,慢慢体会,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根本上类似.虐待狂+受难者+心惊胆战的群众=中国.

但是有一个问题阿吉说不清楚.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老是打人.难道仅仅是为把拳头练硬吗?或者是发泄一般情况下不能发泄的对人类的仇恨?直到很多年以后,在劳教队磨练几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担心被别人取代的恐惧;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合法性从而需要时刻证明的权威;那是一种一开始就违法而且始终违法的权威,不这样做不足以构成对群众的威慑.再回想历史上,为什么共产党要搞一场接着一场没完没了的运动,始终把大批人关在监狱里无休止地残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过来.本质完全一样,只是加上了共产主义理论。

第二天我们就被转押到樟木头,樟木头收容站的构造和深圳相似,伙食也一样,每天两顿糙米饭加咸罗卜干。只是这里的血腥气味更浓。我们几个人被押入牢房的当天,就有一个东北人在过堂时不堪毒打,英勇反抗,被打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即使已经爬不起来,那几个河南人仍然时而去踢他几脚.第二天他就被抬走了,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送他去医院了。我更加胆战心惊.阿吉告诉我,他去香港之前已经在樟木头托一个老乡接他出去,他离开家乡之前就准备了一笔钱和一张没填日期的派出所介绍信.他在樟木头认识一个干部,马上会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用再挨打.到了樟木头我们就被分开了.当天晚上我就看见他被安排睡在大院里做大差.他托人递给我一瓶水,我和刚认识的贵州阿文分享了.感觉好极了,怪不得有人形容水是甘露.尽管这瓶甘露还带点泥.这里根本也没有自来水。

我和阿文背靠背共度艰难.阿文是一个城市百货公司的职工,因为指责领导贪污被停职检查,连工资也不发,他到处告状,一直告到省会贵阳.去商业厅,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都跑断了腿,一点用也没有。怒极之下,也到深圳谋生.太不走运,在火车上就被逮住了,他愁眉苦脸的,一个劲地说他被押回去之后肯定很惨.很可能要被单位送去劳动教养。他离开家去贵阳告状之前就听到风声要送他去劳动教养,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份打击已经病倒在床,他的母亲没有工作,他还是顶替他病故的父亲才有这份工作,现在工作丢定了,怎么吃饭?女朋友也肯定告吹了,一切都完蛋了,想死又怕死,也不知道怎么去死。

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去安慰阿文。我自己对前途甚至生死都很茫然,我的腰被踢肿了,动一动就疼得要命。也不知道内脏是否受伤,明天能否再站起来。一晚上只能僵坐着。我开始怀念大学的生活,虽然精神上苦闷,但没有肉体上的折磨,饭菜也可口,宿舍也干净,许多事还可以商量,老师同学也都很和蔼。哪象这里,什么都没得说,只能象条狗卷缩在臭气熏天的角落里,连水都喝不上.纯粹是人间地狱。这难道就是这些人的命运? 我开始后悔自己不听共产党的话,不服从政府的工作安排,整天沉湎于哲学与政治思考,总认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好,人民太贫困.应该实行民主制度.或者至少实行香港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我从没听说更没想过这个社会还有这么黑暗这么恐怖的地方,而且是民政局!这就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办的政务吗?

中午阳光透过铁窗射在墙壁上,布满血污的墙壁,肮脏而令人伤心,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被打伤打残,血溅四壁,甚至被活活打死。永无声息。我读过索尔仁尼琴的《悲怆的灵魂》,西伯利亚劳改营只是有点冷有点饿有点孤寒,哪里能跟这里的苦难相比。这里才真正让灵魂悲怆!

每天只有开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短暂地走出牢房,在大院里集合,我看到将近一千个人,像一千只蛤蟆一样蹲在地上,干部们拎着棍子走来走去。中国有将近三千个县市,每个县市都有一座民政局收容所,每天都有人被押进来,赎出去。我感到由衷的悲哀。这些人,真的被当作人吗?这里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啊,人类文明的所有痕迹都荡然无存。这些干部,干着这样的丑恶勾当,他们的人性呢?我们的处境比猪都不如!猪还可以吃饱睡足,有水喝,不用挨打。可怜的中国人啊!只是共产党干部脚下苟延残喘的蚂蚁!随时可以一脚踩死你!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像在油锅里受煎熬。殴打和哭嚎声时时冲击耳膜。没有水喝是特别难过的。口干舌燥,胃里象火烧。三天以后头就懵了,浑身无力,加上伤痛,简直像但丁《神曲》描写的地狱,现代中国的人间地狱啊。残害了多少生灵!

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你是我苦难人生的第一章前两节。

胡锦涛温家宝能够果断地结束收容制度,其意义只有几十年来数千万受过它伤害的人才会明白,在现代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给地,富,反,坏,右摘帽。

但是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可能很快又会变相恢复。大家也许记得,在乔石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中国结束了公安局的收容制度,公安局收容站变成了刑事拘留所。刑事拘留法定只有7天关押期限,但是现在只要你被关进去,尽管你没有罪没受逮捕,三,六,九个月能出来就是幸运的了,许多人甚至被拘留两年三年四年。你必须承受这无端折磨,因为办案人员需要较长的时间勒索钱财,哪能轻易把肉票放了或交给检察院。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永远保持贫困,永远保持恐惧之心.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褪血色。

张林 200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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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悲怆的灵魂—收容站(续)

我们从樟木头收容站被转押到广州沙河收容站,这个院子很大。还有一栋两层楼。可能由于我是大学生,把我关在小囚室,只有五个人,破例没有挨打。号长是一位老先生,身材十分魁梧,他递给我一张草席,一个饭盆和一双筷子。然后与我攀谈起来。他已经把八十五岁了,本是国军战士,胡宗南的部下,一位老班长。后来在1947年被共军打伤后被俘,被迫成了解放军,他对共军的一套歪理邪说很厌恶,寻机逃跑了,一直跑到河南才找到国军,重新加入,后来又到山东作战,大腿上挨了一枪,在伤兵队又成了俘虏。他年龄又大又伤得很重,就放他回家了。谁知伤还没好,当地政府又把他抓了,以叛徒加兵痞的罪名判他无期徒刑,他不服,连连上书抗议,引用的都是共军以前的宣传说法,后来倒成了永不减刑的抗改典型,一直关到84年因为年龄太大才给放了,回家后才知道,老婆孩子早给整死了。他实在不服气,硬要到联合国去告状。于是一路乞讨,从家乡河南步行去香港找联合国。在深圳特区检查站就被拦住,押到收容站,一路转押到广州大尖山收容劳改队,劳改队一问84岁了,又无亲无故,坚决不要。只好转押他回河南家乡当地公安局,公安局也不愿再关押。他一出门又往香港去了,当然又被抓进收容站 。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叫我们做体操,说是练好身体将来跟共军作战,然后就唱国军军歌,国民党党歌。我们都怕的不行。一个广东仔劝他别唱,别给大家添麻烦,找打。他勃然大怒,起身晃动双拳:‘想堵我的嘴,来来来,先与我血战一场’。有时他唱的太响亮,收容所干部也过来骂他:‘老不死的,关了你三十多年都关不好你,你就死在这间牢房里吧’。他就腾身而起,双手抓住铁门,高声回骂。说实话,在我前后断续八年的囚徒生涯中,再没有碰到比他更勇敢的反抗暴政的英雄。而且那些干部竟然不敢打他!
广东的蚊子太多,咬的人又痛又痒,我们又没有任何防护,忍不住只有用手抓,然后就会起脓包,几十个脓包慢慢变大,更痛更痒。越抓越毁。最后全身溃烂。有的脓疮要持续几个月流脓流血,怎么都治不好,现在我腿上几个铜钱大的黑斑就是那时留下的。收容站根本不给治疗,理都不理你。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病,很忧愁。老先生劝我,没事,死不掉,打几针青霉素就好了,这里不会给你打,到了劳改队也许会给你打。我实在无颜给父母写信让他们拿钱来赎我。只有硬撑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切身体会一下这些人的命运。从13岁上高中开始,我就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我在异常拥挤的纺织厂宿舍区长大,对劳累过度的纺织工人特别同情,一年到头三班倒,发烧到39度领导都不会批准你去看病,不仅没有假期,还要无偿加班。回家以后还要洗衣做饭带孩子。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农民更苦,现在才知道,不肯做驯服的奴隶,不堪地方官员压力,出门谋生的人才最惨。

户籍制度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度,每个中国人都象劳改犯一样生活,仅仅是吃的住的好坏不同形成阶级而已。每个人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安排下艰苦奋斗,永远贫困。你必须与你的同事邻居几十年相处在一起。大家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厌恶是人类的生命本能之一,[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所有创建者和维护者,宗教宗师,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都是在指导人们如何和睦相处,以免陷入无休止恶斗的泥潭,因为每个个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可能还不如一只狼,或一头羊,人类真正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人类通过语言交流而形成的群体合作能力]。人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社会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谓流水不腐。否则人们相互之间日积月累的摩擦就会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恨。由于中共这种奴隶社会管理模式加上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马克思主义;挑起斗争,残酷斗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胁迫多数人残酷斗争少数人的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是最好的注脚)。形成了滚滚洪流,淹没了中华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个个胆寒的程度。中共中央委员会更是充当全国人民的楷模,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亲密战友几十年如一日斗得你死我活。非要斗到同归于尽种族灭绝不可。全中国的干部群众虽然被迫嘴里喊著学雷锋王杰的口号,心里却在琢磨中央领导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手段。怎样说谎骗人以及怎样诬陷他人可以置其于死地。自古言教岂如身教?收容站关押的人本来都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善良者,这些人宁愿回避矛盾斗争而另寻生存之道,却被民政局关进监狱,而且是比社会上拥挤十倍地关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残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线,仅仅为了能够在晚上睡觉时可以平躺下身体就得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

蚊子,伤痛和脓疮折磨着我,比这更痛苦的是灵魂的痛苦。我们究竟伤害了谁?攻击了谁?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种折磨,这种虐待?没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我们只是不想做奴隶,只是不愿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寻找真理,自由地选择信仰,尽人道天寿而已。

有天上午,我们看见几个大差抬著一个满头满脸血的人过去,中午打饭的大差告诉我们,一个东北佬被几个干部打急了,从二楼上跳下来,正好摔到头,死了。老国军大怒:又是一笔血债。早晚要还过来。我急忙插嘴问:这里也和樟木头一样无法无天吗?那个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个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几个人?你倒说说看。你以为广州会例外,哼!过几天就要送你们到大尖山了,到那里去长长见识吧。

后来我看到孙志刚被打死的新闻一点也不惊讶。因为17年前我已切身体会了收容站的一切,前后达四个月之久。几十年来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谁也没法统计。当人们惊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增长时,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会。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载体,几乎和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一样重要,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动脉。人民需要这些交流平台讨论和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高深的宗教哲学问题到什么样的青菜农药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问题都必须面对。而中国动脉传输的几乎都是谎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骗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人又怎么可能建立文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收容站里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里生活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围墙社会里每一座围墙里的任何事情,即使你身边的几个院子也如此。因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单位还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专政工具刻意封锁真实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隐瞒,一切都是国家和单位的机密。随时可以把你痛打一顿或者投进监狱。

所以我们愚昧和野蛮是必然的。积累下去还有更苦难的深渊在等着我们。

张林 200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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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美丽的女死囚

王国翠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儿,在蚌埠看守所,人们经常谈论她,她就被关在我们隔壁的19号牢房。凡是偶尔见过她一面的人,谈起她来总是两眼放光。

每当隔壁的铁门一响,再听到叮叮铃铃的脚镣声,大家就会疯狂地冲到门口,最幸运的人可以透过窥视孔缝隙看到王国翠,她总是先捋一捋长发,看看四周,娇笑一声再跟看守走去审讯室。许多看过她的人都说她确实太美了,那窈窕的身材,那含情脉脉的双眼。

可惜我从来没有看过她,但我听过她的歌声,每天放风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墙之隔。放风间上面是铁丝网,两个号子可以互扔纸条,我们会要求她唱一首歌,她唱歌的时候从来没遇到喝止。她的嗓音有点像程琳,她也特别爱唱程琳的歌,《酒干倘卖没》,《风雨兼程》。有时候她还边唱边跳,用脚镣声伴奏,叮叮铃铃特别好听,我们估计她戴的是六斤小镣。有时晚上值班的看守喝多了,也会为她叹息,这么美丽的美人儿,太可惜了。至于持枪执勤的武警,更是夜夜趴在天窗上看王国翠,跟她聊天,挑逗她。

王国翠是蚌埠粮校的学生,才19岁。在学校里,她能歌善舞,是个明星式的人物,受到男生们暗中的热烈追求。终于名花有主,她如痴如狂地爱上了一个男生。她们十个女生住一间宿舍,有一天她和男友乘室内没有别人,忘乎所以的拥在一起。自古红颜多薄命。一双冷冷的眼睛早就发现他们俩溜进宿舍,那是王国翠的室友,那么拥挤的住在一起,天长日久,不可能没有矛盾。现在修理王国翠的机会来了。正当王国翠和男友忘情地卷在一起时,门被粗暴地推开了,没有人敲门,甚至也没听到开锁声,十来个人就一拥而入,校长、副校长、保卫科长、副科长、一群科员,最后是那个告密者。大家都贪婪地盯著王国翠赤裸的身体,终于逮个正着。校务会议立刻决定:开除两人学籍。

王国翠的父母都在农村,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过够了饥寒交迫的生活。只盼望自己美丽聪明的女儿能够不再象自己一辈子吃苦受罪,甩掉农村户口,到城市里生活。王国翠也不负众望,考上了粮校,毕业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就会领到工资了。但是现在,她被开除了,她只有回到农村,和她的父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村党员干部的野蛮统治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苦难挣扎一辈子。她的家乡还特别穷。她听说被开除,痛哭失声,直至昏厥。醒来后她已判若两人,目光呆滞,不思茶饭,自言自语。她一会儿跑到校长室,跪在门口失声痛哭哀求别开除她;一会儿跑到保卫科躺在地上嚎啕大哭,指天发誓她并没有发生性关系,仅仅是脱衣拥抱,要他们实地检查一下。当然谁也不理她,校方只是发电报催她家人快来领走她。

王国翠似乎明白命运已注定,不可逆转了。明天父母就要来了,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将是她最后一天留在这座学校,最后一晚睡在这间寝室。泪水已经流干,王国翠无颜面对她那可怜巴巴的,听说真相后必将悲伤欲绝的父母。她握紧了那把小斧头,那是她中午溜到木工房里偷来的,看着那个告密者香甜的睡容。为什么要这样害我?我甚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要这样断送我一生的幸福?既然我们是冤家,那就让我们一起走上黄泉路吧!王国翠终于疯狂地挥斧砍去,一下、二下、整整砍了19下。

王国翠很快被判死刑。行刑那天早晨,史大来悄悄把我喊醒,大约只有五点多钟,他估计那天有六个人要被枪决。所有的看守都有一种特别本领,就是能无声无息地打开大铁锁,然后猛一拉开门,两个武警便会跳进去抓住死刑犯的双臂,倒拖出去。与此同时,天窗上会突然冒出两名持枪武警,枪口直指下方,院子里也全是持枪武警。

死刑犯拖出去之后,武警先用脚踩住,砸掉铁镣,换上细麻绳捆结实。捆得你呼吸困难,根本没力气喊叫。所谓临刑前的最后一餐,也只是二劳改用筷子叉着几个肉包子,递到你嘴边。

王国翠被拖到门外,娇笑了一声:“我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被你们拖掉了。”我们都知道,那是她临死以前对这个世界,对她家人唯一的要求:给她买一双她羡慕了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穿过的,最最便宜的高跟鞋。担心看起来像一个乡下人,被人瞧不起,所以她渴望穿着高跟鞋到另一个世界去。临行前一夜她就始终穿在脚上不敢脱。两个武警也知道这件事,狼狈地放下她,回去给她捡高跟鞋。

据说她死得很从容,不象别的死刑犯那样面色如土,身体抖的象筛糠。临刑前几天,她扔给我们的最后一张纸条上写道: “我宁愿死,也不愿象我父母那样,当一辈子饥寒交迫的贫穷农民,活受一辈子罪。在我10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吃饱过饭。农村实在太难过了,我相信地狱里也不会那样悲惨、那样可怕。我要走了,祝你们这些命好的城里人早日获得自由,好好生活。――王国翠。”

我们难过了很久。她是被逼死的。那个阴险的告密者,那个学校里道貌岸然的领导,那些设计让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小房间的教育部领导,那些把农民变成农奴,造成他们贫困苦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责任。毫无任何隐私,必然会产生矛盾和仇恨的集体宿舍,压抑了多少正常的人性,使多少人性格扭曲变态,凡是在中国住过集体宿舍的人都深有体会。双人床、五六个人、七八个人长年累月地同住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对于自由世界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你必须长期忍受这一切。在毛泽东时代,党政干部可以令手下的女性就范,因为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连你上厕所都要管。吃喝拉撒睡,看病休息报销帐单,样样都得听从领导安排。那不算强奸。但是老百姓谈恋爱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否则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要批斗你。改革开放以后,党政官员们都有了大把的花不完用不尽的钱,去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所有地方的高级俱乐部,高级酒楼包房,高级浴池包房,卡拉OK包房,大酒店豪华房间,90%以上的客人都是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般的平民百姓过日子都紧巴巴的,哪有多余的钱花在那里。就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如果不是应酬官员,也舍不得那样消费。党政官员们贪婪吞噬中国少女的青春,却不允许男女青年偶尔幽会一次,否则就要断送你一生的幸福,如王国翠。只许党政官员放火,不准平民百姓点灯。

我想起历朝历代在这方面的政策:孤苦百姓,在外从军的士兵或他乡经商的商人,可以到妓院寻求一点安慰,但是严禁各级官员狎妓。因为朝廷知道,那是无底洞。天下美女无限,官员贪婪无比,会使朝政迅速腐朽,而且不可救药。即使美国,对于普通人的性生活也予以尊重,魔术师约翰逊在自传里承认自己一生与3000多个异性有过关系,最后还患了艾滋病,美国人民还是照样喜欢他。但是总统就是不行,克林顿为此伤透了脑筋,怎么也想不通。共产党正好反过来,在所有方面都与正常的社会相反。王国翠死了,又一枝娇艳的花朵,被共产主义巨轮无情地碾碎。
(1/4/2004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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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黑省哈市的黑官哈吏

刚刚过去的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民权觉醒年,以孙志刚案为典型,在各方面正义力量的联合压力下,最终导致万恶的收容制度结束。
2004年将继续这个势头,黑省哈市宝马案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典型黑案,已经向全世界人证明中国的黑暗程度。

因为在繁华大街发生争吵,所以杀人现场有两千多人目睹此案发生,众人怒而围攻杀人犯苏秀文。但是大队武警过来保驾,令众人惊退,原来凶犯有国家机器保护!

随后黑省哈市所有黑官哈吏众志成城,形成铁幕,全力掩盖此案,帮助杀人凶犯。

交警、武警、公安局、劳教所、检察院、法院、黑省委、哈市委统统卷入此案。没有一个部门不黑的,没有一个官员是公正的,或者是有一点正义感的。

这样的政权集体大犯罪,已经把所有这些官员的黑社会嘴脸暴露无遗。在这群官员里头,不是一个两个坏,而是连一个两个好的都没有!不是少数人贪赃枉法,而是连一个廉洁正直的都没有!地方政权黑暗腐朽到这种程度,岂不令人感到震惊?

如果不是官员们的普遍堕落,一个弱女子会那样猖狂?胆敢下车就打人,打过了人还不过瘾,还要驱车压死一个,撞伤12个吗?而她的丈夫敢若无其事的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拿100万就可以摆平了。”

十足一副黑社会老大派头!而且他深信这是一个黑社会。他也说到做到,迅速摆平了公检法,使这些一贯超期羁押嫌疑犯的黑色机构以惊人的效率,很快就把一个杀人凶手变成过失者,连一天牢房都不用蹲!

他不仅能调动武警为太太保驾护航,能摆平哈省黑市的党政军官员,还摆平了两千多个证人。他下令几个黑社会头子带了一帮杀手在法庭门口转来转去,放话给所有人:“谁敢出庭作证就花100万做掉他!”真的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作证。

他还几乎摆平了全中国的媒体,2个多月里媒体不报道这件事,新浪等3大互联网一夜之间撤掉了 所有有关报道和评论。直到现在,大量的评论仍然被删掉。


真正的杀人凶手,是黑省哈市的所有黑官哈吏!他们一向唯利是图、颠倒黑白的习惯才使苏秀文敢在众目睽睽之下,驱车大开杀戒,反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这个腐朽的专制制度,她的丈夫才敢肆无忌惮地用金钱和权势搞定一切,毫不担心受到惩罚!

清末官场的腐朽是公认的,但比起共末官场的腐朽,还是小巫见大巫,差得太远了!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因为错判而导致两江总督以下数十名主管官员撤职、流放、处死。中共统治50多年来,类似于这样的冤案假案错案何止百万件?有哪一个官员因为错判乱判而受到过处罚?有哪一个地方负责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法院院长受到过惩处?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颠倒黑白,从来没有任何担心,乃至养成习惯!

我相信,即使现在还不能把黑省哈市的黑官哈吏统统押到审判台上,但是在人们的怒吼声中,离这一天也越来越近了。正义的战鼓已经敲响,民众正在逐步觉醒。所有庇护凶犯、掩盖罪恶的罪行都将曝光于天下,正义之剑虽然姗姗来迟,但会更加有力!

2004-1-13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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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祖父的忏悔

我的祖父今年84岁了,月前我从乡下接他到我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的耳朵听不清声音,眼睛看不清面前的人是谁。我带他到医院看,他不愿意去,他说医生治不了他的病,另有原因。
「六零年大饥荒的时候,全村的人都饿得半死,你奶奶和老外外都没有口粮,饿的两腿肿胀,不能走路。那时候不是劳动力就没有口粮,还不准在家里煮饭,所有的锅碗瓢勺都被没收了,铁锅和铁铲用来大炼钢铁,其他的打碎,就是不准你做饭吃。食堂也没有你的饭。」

「我要救活她们,只有偷东西给他们吃。中午开饭的时候我省下半个馒头偷偷塞在怀里带回家。那时每天都是天没亮就出工,天黑以后才收工,我磨磨蹭蹭走在后头,趁队长不注意抓一些麦穗或芋头秧子藏在怀里带回家。等到后半夜巡逻的民兵都回去睡觉了,我从床底下找出捡来的破瓦罐,用石块磨碎庄稼烧汤喝。我们一家人总算活了下来。」

「后来几十年我都在想,这样也是作孽呀,我们那个蒋庄子,十一户人家饿死绝七户,只剩四户。我一生中就作了这些孽,现在就有了报应,眼睛耳朵都不行了。唉! 」

听著祖父的叙述,我的心如石头一样沉重。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啊!我小时候每年暑假去老家玩,在那些残垣断壁里捉迷藏,有时还能从老墙上抠到铜钱,觉得很好玩,从没想到这些房子里的人都饿死了。上次下乡的时候,我发现蒋庄子只剩我们一户人家了,问了之后才知乡人迷信,认定这个庄子凶煞,剩下几户人家也都迁到别处住了,可惜了诺大一片土台子,当年筑的时候该费多少力气。

我是大饥荒之后出生的,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年年月月都受到共产党的教育,说旧社会劳动人民水深火热,新社会幸福无比,回想起来全是谎言,全是蓄意欺骗。

祖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年幼时受过十多年的私塾教育,唐诗宋词背诵如流。我四岁时受他启蒙,学三字经百家姓,记得那时祖父找来一些粗糙的纸,裁成簿子,然后就凭记忆写出百家姓教我。

到了新社会,他的知识全作废了,只好当一辈子饥寒交迫的人民公社社员。但是他的价值观念没有受共产党影响,没有中毒,依然保持著旧社会人民的善良质朴,特别是忏悔意识。

在完全是共产主义奴隶制度制造的大饥荒时,在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做人的权利,甚至连外出求生寻找食物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下,祖父为了救家人的命,偷吃点半熟的庄稼,本无可非议,尚且忏悔!现在的贪官污吏欲壑如海,吃人不吐骨头,从没感到有罪吗?不怕报应吗?

我看过那些被处以极刑的共产党高官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诉,都说什么自己辜负了共产党的培养,全是一副市侩嘴脸,从没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没有一个真正忏悔的!连忏悔的基本概念都没有!难怪会恶贯满盈,被处极刑。新旧社会的观念,确有天壤之别!

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可是最善良最诚实最本份的中国人!镇反反右及文革害死了几百万知识分子,那是中国仅有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了,虽然识字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很多。

这样下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种族,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成群结队的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在啃咬一切,森林、河流、土地,和同等重要的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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