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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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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一个醉鬼吓跑一万个共产党员
2004年1月8日 星期四

90年代中期,在四川山区一个县里,有一个大逃亡事件,惊心动魄。足以证明那些党政军领导干部们都是一群猪。
事件很偶然,一天中午,十来个局级官员在县委招待所喝酒,发生了争执,大家互相找理由罚酒,一个已经喝醉的局长,突然向武装部长发难:

“你别吹牛了,你不行,县里八枝花,你就占过一枝花,贾书记来咱县才三月,就从你手里夺走了,弄得大家都瞧不起你,你自己罚自己一大杯酒算了。以后也别吹牛说自己有多厉害了。”

已经喝了一斤多五粮液,满脸涨红的县委武装部长勃然大怒:“贾书记算什么东西?他卑鄙,他无耻,他欺男霸女。老子早就告他了,老子早晚要摆平他。惹老子火了,一枪崩了他。我们武装部里有好几百杆枪,哪一杆枪都能打死他!”

“又吹牛了,越吹越大了,你要真敢崩了贾书记,我们以后都服你了。恐怕你端一枝枪,还没走到县委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那个局长继续嘲笑他。

“什么?公安局敢抓我?他们算个球!他们有我们武装部的枪多吗?别忘了老子是武装部长,部里谁敢不听命令,老子一枪崩了他!老子在部队里干了一辈子,好容易熬到副师级,现在受地方这些土包子的气,早就受够了。一会儿喝完酒,我就去武装部,把部里的人组织起来,打到县委去,连县长一起崩了,统统都崩了,反正都是贪污犯、强奸犯,没一个不够死罪的!”

其他人哈哈大笑:“这家伙喝醉了”,“吹牛大王”,“先罚他两大杯,把他干到桌子底下去!”。

武装部长已被激怒,再想起心爱的19岁的小美人生生被贾书记夺占,血直往头上涌,双手抬起桌子一掀,稀哩哗啦一片鸣,部长大吼:“老子今天要替天行道,杀了那些贪污犯、强奸犯,你们这伙罪犯也跑不掉,我现在就干,我现在就去武装部,让你们这群孬种看看,老子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说完大步走出去了。

其他局长惊慌起来:“他喝醉了,可能真干!”,“听说这家伙在部队里也是有一次喝多了,提枪要去杀军政委,被禁闭起来,后来挨了处分,发配到我们县的。”“我看过他打靶,枪法很准。糟了,我弟弟在武装部工作,得赶紧通知他躲一躲,下午别去上班了。”

大家急急忙忙掏出手机,通知各自的亲人朋友避开,别撞到枪子上白白送命。

三言两语也都没说清楚,但一会儿越传越可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县城,武装部长要率领武装部攻占县委县政府,发动武装叛乱!下一步肯定要攻占全县,要杀尽贪官污吏,别的人逮着谁都得跟着一起干,否则就一枪崩掉!

全县上万名听到消息的共产党员都慌乱不堪,急急忙忙找车带着自己的亲属到邻县去避难。平时冷冷清清的公路突然挤满了车,大家一看这种场面,更相信这是真的,更加恐慌,拼命按喇叭夺路而逃,好像武装部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贾书记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主要领导都在各自的蜜窝里拥着二奶三奶酒后午休,接到电话通知个个惊恐万状。跑到大街上一看都是逃难的人群,更加魂不守舍,赶紧叫车,同时急急忙忙安排家人逃亡,别遭了黑手,然后再向地委行署报告。

地委行署已接到很多报告,相互矛盾,而又无法查明,得知一片混乱,又怕承担责任,只有赶紧向四川省委报告,省委再报告中央,中央要求查实再报,这样上上下下经过几个小时电话电报来回,还是弄不清情况,中央只好下令地方军区集结部队,准备镇压武装叛乱。

再说武装部长,睁着血红的眼跑到武装部,却一个人也找不到,原来得到消息全跑了。部长找不到武器库的钥匙,只得找来一支哑铃砸开了锁,装了两盒子弹,端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就出发去攻占县委县政府了。他刚一上街,就听到一片惊呼声,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大街上的人就没命地从两头跑光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武装部长带了多少人。

武装部长晕晕乎乎地走,一路上没碰到一个人。到了县委大院,也是一个人没有找到。他好不容易走到贾书记的办公室,一脚踢开,也是一个人没有。酒劲直往上涌,武装部长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扑倒在地上打起呼噜来。

全县城的人都连夜跑光了,到了第二天,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军队包围了县城,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只有看守所没有失守,平时骄横不可一世的公检法司所有干部统统逃光。军队一直搜索到中午,也没有碰到一个抵抗者,最后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找到了还在酣睡、吐了一地污秽的武装部长,用绳子捆起来,结束了这场‘叛乱’。

中国历史上有草木皆兵的故事,这是一个现代版,能给我们很多启发。由于连续50多年的共产主义专制统治,党政军官员都堕落无比,特别是灵魂的堕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肯为,而为了一分钱利,害尽天下人也在所不惜的唯物主义思想荼毒染黑了所有人的心。只要遇到生命危险,个个争相逃命。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每个县都有万名左右共产党员。依上面的例子,只要精心策划,两千多个勇士就可以一天之内占领两千多个县,而且可能一枪都不用开,一滴血都不用流!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曾经发生的,将来也必然会在中国大规模重现的样板戏、共产党崩溃的前奏曲。

当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的时候,在电话里接到软禁通知之后,戈尔巴乔夫甚至都没有派一个人出门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丝毫抗议,而是天天睡大觉,等下一个通知。总统尚且如此毫无责任心,其他党政军官员可想而知,都是躲起来看热闹。

赤手空拳但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叶利钦象那个县武装部长一样勃然大怒,走出议会大门痛斥那些来逮捕他的坦克部队和克格勃行动队,竟然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得羞愧的表示他们愿意投靠叶利钦。议会地下室里一台被废弃的电台偶然的又被修好了,向外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号召莫斯科市民过来保卫自由民主宪政。

然后早已被开除共产党党籍,也并不在苏联中央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也不掌握任何军队,仅仅是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就宣布接管中央政权了。包括副总统总理在内的那八个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知所措了,最后或私下里逃跑,或坐飞机去向仍然在睡大觉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认错投降了,这些威风凛凛的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懦弱无能,象一群可笑的顽童。

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随从从一只破旧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英国记者麦杰思的报告,才知道自己的老板还可以继续做总统。

然后戈尔巴乔夫才开始打电话给部下,宣布自己还是总统,叶利钦应该听他的。但是他的懦弱无能已经让任何人都看不起他了,大家宁肯争先恐后地向一个酒鬼表示效忠,以图一点好处,至少别被撤职或被别人挤掉位子。恐怖无比的共产党统治到了末期就是这样可笑!那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只是一帮可怜的老小孩!坏小孩!

简直就像幼儿园里的游戏一样。其实人老了也就是跟小孩子一样,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都应该有这种经验。看看躲在老鼠洞里像老鼠一样喊“别开枪” 的萨达姆,人人都应该明白,他这个神武恐怖的阿拉伯暴君跟任何一般老人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美国发生一个县民兵首领要叛乱的消息,地方警署的任何一个值班警长马上就会派人去逮捕他。无需向上级请示,也无需接到任何上级的命令,因为这是他的法定职责,处理不当一定会受到审判!警员驾警车就出发了,最多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件事。也没人会感到惊慌,永远也不会有上万人逃跑的景象。

日寇侵华时,经常只出动十几个人去占领一座县城,一般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把几千个老百姓撵的狂奔几十里,摔死累死冻死饿死病死几百个。而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伦理比那个时候还要堕落十倍百倍,一个醉鬼就可以占领一个县城了。

如果这几十年来不是美国人充当义务警察,维持国际秩序,我真的很担心,汉民族腐朽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够抵抗任何一支侵略军!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核武器算什么?如果韩国人想造,凭他们的工业技术水平,都可以造的比中共更多更好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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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恶有恶报

韩干事曾是五中队的管教干事,所谓管教,主要任务就是打人。每个中队一般都有管教官员,管教队副或管教干事,电棍和手铐一般归他管理,别的队长需要这些刑具的时候要向他借用。
韩干事是第一劳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来机智灵活,掌掴、脚踢、肘捣,常常令被打者无法闪避。一年最少要打几千人次。南湖老家处位于宣城境内,一般的队长尽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会往死里打,担心以后受报复。韩干事不信这个邪。为显示自己谁都敢打,他经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顿。韩干事的信条就是鬼怕恶人,所以他决心做一个最恶的人。
一般每个劳教所里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残,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般都要打过几千次人,或打死打伤很多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勋章或奖状,但这个荣耀称号比开枪镇压6-4学生市民的‘共和国卫士’还实惠,比南京大屠杀比赛杀人的日军屠夫更令人畏惧。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爷。就是各级领导知道他们邪恶无比,也另眼相看,给他们面子,轻易不会找麻烦。

劳教队是典型的黑社会,里面的干部,谁凶狠谁霸道谁就有地位,劳教人员家属就把保护费送给谁,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关照和保护。凶恶的干部有了大笔的保护费,自然能够向上级大肆贿赂,所以权力和地位就更加巩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说一个管教干事的地位,在劳教队里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为一般的劳教中队,都有指导员、中队长、三个以上的副中队长,有的劳教队甚至有5、6个副中队长,干事倒是只有1-3个。共产党各部门,早就是头重脚轻,官多于兵,领导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了。

但是韩干事的权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位领导,提拔任何一个三大员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很简单,随便捏一个错,把这个三大员痛打一顿,下大组干活就是了。所以每一个班长组长都明白这一点,都必须送钱给韩干事。

善恶到头终有报。有一天韩干事骑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到宣城一个商店买东西。一个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劳教人员看见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韩干事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已打在头上,韩干事连人带车一起倒下。

这个复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还问韩干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韩干事已口吐白沫,乱翻白眼,这个复仇者才收棍告诉站在一边已吓傻了的女子:“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伤打残了几千个人,你怎能与这种野兽交朋友,早晚会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为了报复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队里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报他一半,留他一条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听原来这个家伙是这种人渣,当即表示该打,然后吓跑掉了。韩干事被踢进臭水沟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女朋友和摩托车都不见了,他挣扎着向路人求救,人们都掩鼻而过,根本没人理他,他这才感到世态炎凉,人们普遍见死不救。

最后他只好挣扎着往医院爬,象一条被打断了三条腿的野狗一样,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医院,精疲力尽又伤得很重,他昏了过去。医院根本不理他,护士医生走来走去没人停步看他一眼。又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正好看见一个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过来扶他起来,带他去看伤,可巧那人没带多少钱,只有打电话到韩干事单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单位同事带钱赶来,才得到治疗。直到三个月后才出院。

这期间韩干事念念不忘控告那个人,但那个人也有关系,最后双方对簿公堂,韩干事找不到一个人证,劳教人员却提供了几十个人的名单,充份证明韩干事邪恶成性,曾经野蛮地殴打了无数人。劳教局害怕事情闹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韩干事撤诉,自认倒霉算了,否则就要开除他。

从那以后,韩干事不再轻易打人了。他终于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4年1月1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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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拾破烂的

我住在一个贫民区里,左邻右舍大多是下岗工人,每个月多半是靠1百多元下岗津贴或另外打点短工维持,生活十分艰难。3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没有一技之长的,几乎是找不到工作的。那些20岁左右的农村青年男女,一天可以工作14个小时,几百块钱的工资,任劳任怨,从来也没有星期天,才是雇主愿意要的。
但是比起走投无路,流落到城市里混穷的年长农民,他们的境况还是好很多,至少有一间小房子住,有一口饭吃。

有一天中午我出门去买点吃的。香喷喷的新疆烤羊肉串吸引了我,1块钱6串,我买了两块钱的,站在烤箱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这时候我注意到不远处一个捡破烂的老人躲在楼角避风处,在啃一块干粮。那老人看起来很老很老,恐怕足有80岁了。我有点不忍,便多要了两块钱烤羊肉串,走过去请他吃。他吃惊地看着我,却不伸手来接。我执意请他吃,他才犹犹豫豫地接过去,我注意到他的两只手都黑乎乎的,尽是冻疮。

我问他:“这么大年纪了,冬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出来捡破烂?”

他凄惨地笑了笑:“我还不到60岁,家里几亩地的收成只够交给乡政府,不然就扒房子。我不出来捡点破烂卖,那一家人还不饿死?又不比你们城里人,听说还有低保吃,至少饿不死。”他又接着说,“谢谢你!我长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吃过烤羊肉串。你能告诉我这附近哪里有自来水吗?我怎么找不着。”

我吃了一惊,连自来水都喝不上!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这个贫民区里,恐怕真找不到自来水喝。公共厕所里的自来水龙头,都被管理员用粗铁丝捆死了,可能就是为了防着农民偷自来水喝。反正我每次上公共厕所,尽管付了钱,一般也是找不到水洗手的。

我请他跟我来,然后请他坐在一排露天板凳上,替他叫了一碗素菜汤,只要一块钱一碗。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自来水喝,为什么不找小饭店要点水喝呢?

“怕人嫌,我们捡破烂的,浑身都脏兮兮的,哪里敢问人要水喝?”

在每个城市里,现在拾破烂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只有无比优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可以制造出来。政府对他们的凄惨视而不见,媒体也从不报道他们的悲惨存在。
他们在每个居民区里转来转去,在每一个垃圾堆上扒拉来、扒拉去。一般城市居民,确实也讨厌他们。看看他们身上的脏,闻闻他们身上的味,想想他们天天趴在垃圾堆里,用木柄二齿铁钩抓出碎纸和脏塑料袋,再用手分别装进两个化肥袋子里,是够令人恶心的。

但是我不然,我一向同情他们。他们虽然脏,但还是凭劳动吃饭,没有损害任何人。在我看来,比起那些穿得体体面面,脑满肠肥,口袋里有大把钞票,一顿饭吃掉几千块,还说‘胃口不好’的贪官污吏,这些捡破烂的干净得多!至少他们不犯罪,他们的灵魂不肮脏!
也许他们此生注定要受尽共产党的专制奴役和残酷剥削之苦,趴在垃圾堆上捡口饭吃,甚至最后倒在垃圾堆里死去。但在他们死后,我相信,不管天堂多么拥挤,上帝都会特意给他们留个干净的好地方,抚慰他们凄惨的心灵!安慰他们悲怆的灵魂!

张林2004-1-16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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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地狱怒火

2000年冬,王庭金到了中越边境,试图为民运开辟一条自由通道。当地政府的一向原则是:只要给钱就可以办理边关通行证,往返中越之间。因为这也并不违反中共的规定。
但是王庭金没有想到,别人都可以这样做,都不构成犯罪,但民运人士不行。所以他先是被诬以‘诈骗罪’被抓,然后又被诬以“偷越国边境罪”劳教三年。这二十年来,只有民运人士未经中共批准出入境,才会被定劳动教养,其他人仅仅被收容遣送而已。

王庭金再一次被送到安徽南湖劳教群。几个月前,他才结束两年劳教,离开那里。回到南湖,他就感到一种诡异的气氛,干部们脸上都有一种如伤考妣的晦气,而劳教人员则暗暗开心。很快他就弄清,原来劳教人员出了一个林冲式的好汉,制造了一起惊天大案。

那时社会上正热放《水浒》,劳教队里到处都在传唱那首主题歌曲,“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在中国,外地人普遍受到严重的歧视,只要听到你口音不对,任何商品都会立刻加价。在蚌埠火车站,有段时间外地中转的客人一下火车,就会被拉去吃饭,不去还不行,混子把眼一瞪:“我请你去吃碗面条还不行吗?这点面子都不给吗?”抓起你的包就拖着走,进到脏兮兮的小饭店,你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一碗粘乎乎的面条就端到了你面前,管你吃不吃,最后你都得付5块钱才能出门,而在一条街以外,这样糟的面条一块钱一碗都没人会吃。

如果你去告状,派出所会让你找工商所,工商所会说那是铁路上管的,反正没人理你,原因很简单,都从中提成!

而欺负外地人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人间地狱劳教队。你除了受到种种残酷的虐待以外,还要另加一份折辱歧视。

一个云南人总是挨一个队长的打,因为他没有钱孝敬这个队长,脾气又倔强,有些文化,对很多恶行看不惯,经常又在劳教人员中揭露这个队长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遭致了更严重的毒打,有几次都差点被打死。

有一天云南人突然逃跑了。按照劳教队的惯例,值班员或班长每个小时清点一次人头,发现逃跑立即报告,然后管理局就会出动数百人在附近戒严,在各路口设置检查,分区域巡逻搜捕。另外还设很多暗哨,埋伏在各地田埂上、山坳里守株待兔,这最后一招最绝,最有成效。

如果3天还抓不到,就解除戒严,因为多半可能因为逃跑者动作太迅速,或者暗哨偷懒睡觉放水了。

其实这个云南人根本没跑远,而是躲在了附近一处浓密的树丛里。等到戒严解除,他忍住饥饿,悄悄地下了山。

那个队长一家四口人正在吃晚饭,忽听有人敲院们,队长老婆就去开门。还没看清面前是谁,队长老婆就被一砖头砸倒在地。队长很奇怪,谁来了?怎么也不说话?刚出门想看一看也被砸倒了,屋里另外两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被砸倒了。

后来的调查表明,云南人接着又很仔细地,一一砸扁砸烂了那四个人的脑袋,然后从容地吃了一顿饭才走,从此杳如黄鹤。
直到王庭金3年后解教回家,这个云南人也没有被找到,这个案子也就悬在那里了。

这个社会没有公正解决矛盾的机制,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专政机关朝钱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积累久了,自然形成深刻的仇恨。就象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弹起来越猛。当年秦王朝、蒙古军、苏联共产党何等雄壮,何等令人恐怖啊,但是转瞬之间,就灰飞烟灭。

萨达姆10个月之前何等威风,何等不可一世啊!但是就在上个月,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躲在老鼠洞里颤颤巍巍地尖叫:“别开枪!”充分暴露了专制独裁者怯懦和愚昧的本质。

如果布什亲自兼任白宫警卫队长,美国人民一定会哈哈大笑!所有的笑声形成共振,会震倒白宫,即使布什侥幸没有受伤,逃出白宫,参众两院也会立刻作出决议,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但是中国不同,听说军委主席江泽民最近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的政委,可见中国社会越来越不安全了。前两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地位和待遇相当于国家副主席,不就是被自己的警卫员用砚台砸死了吗?

危险日益临近!老百姓还有什么资格担心犯罪猖獗、爆炸、井喷、煤矿塌陷、宝马车突然撞过来,连军委主席,78岁的老人家,都要自兼警卫,日夜枕戈待旦,紧紧握枪在手,可见这个社会多么危险!还有什么人可以被信任!还有什么人肯定不会半夜袭击你!中国还有一张可以安然睡觉的床吗?

张林2004-1-10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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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下岗工人全家吃鼠药中毒身亡的故事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象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97年我刚出狱的时候,蚌埠人正流传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渐渐没落,六四屠杀之后一年比一年衰败,工厂纷纷停产半停产,大批小型集体企业倒闭。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春节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10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10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献给了共产党,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了出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和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延续了几十年。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10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象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2004年1月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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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王怀忠、捻子、阜阳

阜阳旧称颍州,人口密集,是安徽最贫困的地区。明末李自成贼军对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毁,十人九亡。清初只得从江浙迁徙民众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广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说。唯独阜阳少受冲击,太平天国虽毁了安徽江南江北,阜阳却未受蹂躏,日寇当年占领了阜阳周围城市,却始终没有占领阜阳。所以徽商、徽菜、徽派建筑虽名闻天下,安徽真正的民粹却还在阜阳。
捻军的发源地、老巢雉河集,现称涡阳,也属阜阳。‘捻子’就是把棉麻捻成一股绳子,就是团伙的意思,是最典型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黑社会组织。向店铺收保护费、设赌场、放高利贷、武力替人讨债、勒索乡邻、在集市诈骗,都是捻子的传统职业,而且主持这些事的并不是小流氓,都是当地威名赫赫的大族大户。比起江浙一带的青红帮、四川的袍哥,捻子的威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家族渊源更深厚,更容易裹胁众人一起干。当年横行上海,各派黑帮都避之三分的安徽斧头帮,仅是捻子的旁系。李鸿章建立的淮军,一定程度上也是借助捻子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安徽乡村私人军队,不过是为清皇室效劳罢了。

如果将来中国爆发内战,谁控制了阜阳,谁就能控制安徽,谁就能控制华东。在礼崩乐坏、纲常尽毁的中国,家族关系可能是最能凝聚战斗力的纽带。

家族势力经毛泽东毁灭性的打击,在全国各地几乎荡然无存,唯独阜阳,不仅未灭,反而借着改革开放的阳光,滋长壮大起来,向着黑恶方向,大步前进,形成现代的‘捻子’。河南的假药全国闻名,而与之齐名的便是阜阳假药,很多人有病吃了药没有效果,主要原因就是买了假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这个体会。假药仍在全国横行,都是现代‘捻子’干的。阜阳人弄假之技,令人叹为观止,规模相当大。

阜阳的四大家族,也就是四大‘捻军’,分配了阜阳地区所有重要权力。黑恶自然能集中金钱,送给省领导,送给中央领导自然会升官。所以阜阳的官最贪最黑最恶,升得也最快,王怀忠仅是一个例子。

王怀忠算是大股捻子,与之相比,当代的小股‘捻子’也厉害。1996年,我在安徽南湖劳教队的时候,有一次进来十几个来自阜阳的劳教人员,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是政治犯。不过他们不是那时的新三类分子(民运、基督教、自由出版者),而是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他们这伙人是一个家族的,他们的三叔与另一个人争夺市政协副主席的位子。双方给上级领导送礼相当,势均力敌,有关领导得了双方人情,态度暧昧,让他们自己商谈敲定。三叔提出给对方500万,只要对方让位,去做政协常委。对方反过来说,我给你500万,你做政协常委不好吗?

多次商讨未果,眼看‘选举’日近,双方约定在一座别墅了断。三叔带了80多人前去讲数,对方只有四十多人,一看苗头不对,便关紧大门,死守别墅。三叔大怒,下令攻打,打倒对方一个人给一万块奖金,大家各显神勇,纷纷搭人梯爬墙攻进去。双方都有武器的。眼看守方被打得七零八落,退守到楼上,数百武警呼啸而至,包围抓走了他们。这样的案件属于党内矛盾,又不便公开审判,免得影响地方官员的清誉,所以只能内部处理。稳定压倒一切,后来几十个人被内定劳动教养,送到南湖劳教处。那时阜阳的市委书记,可能就是王怀忠。

香港武打片、香港黑社会闻名遐迩,但是比起阜阳贪官帮,全是小儿科。政协本是‘民主党派’人士最多,权力最小的机构,相当于高级养老院,是最清淡的清水衙门,一般都有二十几个副主席,上百个常委。阜阳地区至少有1万个职位比政协副主席更有职权,油水更大,随便一个乡的乡长、党委书记、派出所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都可以捞到更多的钱。政协副主席与政协常委只有半级之差,但是在阜阳地区,500万都不肯相让,可见其实际利益差别,应该至少有一千万!多么吓人!

阜阳官场之腐败,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王怀忠不服,自有他的道理,大家都腐败,个个都捞钱,法不责众,凭什么非要抓他?相比之下说不定他还算清廉的,1、2千万算什么?广东珠江三角洲的随便哪一个村的村长,捞的黑钱都可能比他这个堂堂副省长还多,竟然就要判他死刑!岂有此理!

在全国各地乞讨的安徽乞丐,几乎都是阜阳人,严重败坏了安徽人的声誉。尤其是在广东,谈起安徽就会同时谈起安徽乞丐。阜阳有四大特产:贪官、乞丐、假药、流浪杂耍班子。没有深重的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行走全中国的阜阳乞丐?怎么会有那么多害人的阜阳假药?怎么会有那么多流浪四方、失学卖艺的阜阳儿童?有很多儿童六岁就被父母卖给班主,就在殴打和胁迫下充当小奴工,出门卖艺卖色。

所有这些可怜的乞丐,可怜的卖艺儿童,都是被王怀忠一伙贪官逼出去的。还有各地吃假药受害的可怜的病人,也是被这帮贪官污吏害的。这个送红包升官,再大把捞钱,一切都在幕后决定的黑恶专制制度只要一天不改变,每天都会造就出大批王怀忠,造就大批新‘捻子’,横行全中国,彻底败坏中国,最终毁灭中国!

2002-12-30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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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劳改后遗症

劳改是可怕的,仿佛是地狱旅行。中国劳改队比但丁在神曲里描绘的地狱还要可怕得多,尤其对于异常孤立的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
没有朋友,没有同志。只有两种人类渣滓:赤裸裸的禽兽和冷酷残暴的专政机器,在这两种禽兽的包围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
有一次洪哲胜告诉我,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大陆人,认为他们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兽性太多,人性太少。初听令我惊讶,后来仔细反思确实如此。在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我们的确是像野兽一样无知无畏。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是白日说梦,当今世界最无耻最无礼的种族已经非中国大陆人莫属。我们在这种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环境里长大,独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纯洁吗?恐怕难乎其难!
以我的经验,在劳改队被折磨3年,出来后还得3年才能恢复,劳改后遗症很复杂。
首先是焦虑症。

中国劳改队不是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还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的监禁-身体活动区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抑郁不平、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触即跳、没完没了。
我们沉浸在没人感兴趣的激情里,沉浸在自我肯定里。的确,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陆社会里始终坚持理想,以献身般的热情矢志不移。
但我们出狱后首先面临的冷酷现实是,中国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几乎没人理会我们,没有人怜惜我们,没有人爱护我们,反而是一些特务和小人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和创造一切机会来攻击我们。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面,等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身败名裂了。
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信息多,我们无法处理,不能及时反馈,也会招致埋怨。

其次是自闭症。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替你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
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
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像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样,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养成自闭的思维习惯,出狱之后听不进去任何话,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人交流互动,这样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我在广州劳教所里仔细回想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发觉的确有严重的问题。1991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很久都还陷在89年时的狂热情潮里,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不能连续写100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
92年以后我企图从这种状态下摆脱出来,结果从滴酒不沾转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须要喝一瓶白酒,然后兴奋起来,穷吹滥侃,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一直到93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复,谁知94年又被抓进去劳教三年。97年出狱不久,一到美国我就忙个不停。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更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
十几岁的时候我一天能读一本书,回头可以向别人复述读过的内容。三十几岁却不能读书了,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我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幻想怎样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个猛子扎进去,四两拨千斤,一举推翻共产党。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2001年再次出狱后,我决心把一切都置诸脑后,平心静气,治疗我的劳改后遗症。尽管新中国累计可能有数千万这类患者,却没有一个医生会治这种病,只能自疗。
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那些嗜血如命的惯匪和现在全国城乡的黑社会头目和骨干几乎全是监狱培养出来的,都患有严重的劳改后遗症,但是无人治疗他们,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觉,心如止水。与朋友闲谈也不再争长短,世事无常,听之任之。一年多之后,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复,首先是记忆力恢复了很多,不再拿东忘西;思维也连贯了,不再断续;特别是能坐下来完整地读一篇文章,甚至写一篇文章了,我特别满意。
愿天下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特别是政治犯,都正视监狱后遗症,想办法自疗好。然后一切从头开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来日方长!

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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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悲怆的灵魂--奴隶岁月收容站

1986年10月底,我们大约一百个人乘坐二辆囚车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审查中转站.我们先是象蛤蟆一样蹲在大院里接受搜身,分组,然后被带进囚室。
阴暗可怖的大囚室里七八十个剃着光头的囚徒站在走道两边看着我们十来个新囚徒。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随着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有人命令我们排好队准备过堂。然后4个人开始对站在最前的第一个人开打。那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着是第二个,那人只挨了几拳便唉哟一声倒在地上,“这个家伙装熊”有人喊道:“起来”,几只脚猛踢过去;第三个看起来身体最壮,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第四个是个12-13岁的小孩,只挨了几巴掌;然后就轮到了我.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便感到拳脚齐下,特别是一脚踢中了我的腿裆,令我疼痛难忍,不由双手捂着,蹲了下来.我又挨了几脚,总算过了关。

等到所有新来的人都被打了一遍,我们以为大难已经过去.那个打人最凶的家伙,大概是个头目,却宣布:所有人把你们藏的钱统统掏出来,否则要是被我们搜出来,至少得脱层皮!果然有人掏出了钱,大约五-六十块,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垫下面没有被政府干部搜刮到的.没人胆敢抵抗,旁边还有几十个人虎视眈眈站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起冲上来把你撕成碎片。后来那两个拿出?娜吮话才帕怂醯牡胤?我们其余的人被安排坐在派出所门口。

我这才仔细打量这间囚室,大约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间一条走廊,一端通向派出所,两边是水泥平台,不管怎么睡,肯定睡不下这一百号人.我们只能挨边沿坐着,看来夜里也只能坐着睡觉.我向身边的人打听我们会在这里关多久,旁边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诉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个星期.他对我笑了笑:这是我第六次到这里.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两次因为到香港,两次因为到广州,两次因为到深圳。我们聊起来.他叫阿吉,汕头人,家乡很穷,到处打工.主要干建筑活.一般几个月就会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安徽人,去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为分配给我的工作太无聊,从报纸杂志上看广东不错,深圳更好,就辞职来了,谁知工作这么难找,最后只得去建筑工地,每天从晚上六点干到凌晨七点,活活累死人,我读了十八年书,实在受不了,就到深圳找同学介绍工作,也没成.走投无路,一怒之下,我从蛇口游泳到了香港,还是找不到工作.我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因为我上次差点淹死,实在不敢再去游泳回来.唉,早知道会关在这里,还不如去游泳回来.你可真有胆.他说,蛇口那里可淹死不少人.碰上大风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滩见到几百具尸体。

我们在派出所门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门口涌,原来是开饭了,两个干部站在门口,手里舞着棍子大喊:排好队!排好队!担心吃不上饭的人在后面拼命挤,前面的人立脚不住,再被棍子打回来.也有从队伍里被挤出去挨打的.最后我总算领到一份糙米饭,上面有两根小拇指头大的咸萝卜干。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吃了几口就丢下了,感到特别口渴,便问阿吉哪里可以找水喝,现在大约4-5点钟,今天还没喝过水.阿吉冲我摇摇头小声说:在这里别说话,会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诉我:这里从不供应水,不过现在夏天已过,渴不死人,现在不用担心挨打了,等一会儿他去找找老乡,看看能不能弄点水喝。

那是我人生第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我们挤坐在一起小祷。阿吉安慰我:坐着睡比躺着睡要好,水泥台潮气太大,直接睡上去会得慢性病.他说在这里第一件要紧事是尽量少挨打,这里有许多精神病人和变态狂。坐在派出所里的几个人便是精神病人,他们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是变态狂,怪不得我老是看见几个人轮番去派出所打人打的鬼叫,皮带抽坏了再从别人那里抢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这里怎么反过来? 我忍不住问阿吉.这里是人吃人的世界.要么打人要么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点智障,反应不过来,自然成了垫底的.我看那几个打人狂,每人占有一张床位置的地盘,铺着很多衣服,他们有烟抽,有面包吃,居然还有酒喝.阿吉说,如果走运,他们一天就能抢到几千块钱.送给干部一些,马上就能走人.这样打人抢钱不犯法吗?犯法?犯谁的法?这又不是香港,这是中国!这是政府机构!打死人都不犯法,打伤打残抢钱当然无所谓.最多关几天禁闭.家里拿些钱来就摆平了。后来我见得多了,慢慢体会,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根本上类似.虐待狂+受难者+心惊胆战的群众=中国.

但是有一个问题阿吉说不清楚.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老是打人.难道仅仅是为把拳头练硬吗?或者是发泄一般情况下不能发泄的对人类的仇恨?直到很多年以后,在劳教队磨练几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担心被别人取代的恐惧;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合法性从而需要时刻证明的权威;那是一种一开始就违法而且始终违法的权威,不这样做不足以构成对群众的威慑.再回想历史上,为什么共产党要搞一场接着一场没完没了的运动,始终把大批人关在监狱里无休止地残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过来.本质完全一样,只是加上了共产主义理论。

第二天我们就被转押到樟木头,樟木头收容站的构造和深圳相似,伙食也一样,每天两顿糙米饭加咸罗卜干。只是这里的血腥气味更浓。我们几个人被押入牢房的当天,就有一个东北人在过堂时不堪毒打,英勇反抗,被打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即使已经爬不起来,那几个河南人仍然时而去踢他几脚.第二天他就被抬走了,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送他去医院了。我更加胆战心惊.阿吉告诉我,他去香港之前已经在樟木头托一个老乡接他出去,他离开家乡之前就准备了一笔钱和一张没填日期的派出所介绍信.他在樟木头认识一个干部,马上会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用再挨打.到了樟木头我们就被分开了.当天晚上我就看见他被安排睡在大院里做大差.他托人递给我一瓶水,我和刚认识的贵州阿文分享了.感觉好极了,怪不得有人形容水是甘露.尽管这瓶甘露还带点泥.这里根本也没有自来水。

我和阿文背靠背共度艰难.阿文是一个城市百货公司的职工,因为指责领导贪污被停职检查,连工资也不发,他到处告状,一直告到省会贵阳.去商业厅,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都跑断了腿,一点用也没有。怒极之下,也到深圳谋生.太不走运,在火车上就被逮住了,他愁眉苦脸的,一个劲地说他被押回去之后肯定很惨.很可能要被单位送去劳动教养。他离开家去贵阳告状之前就听到风声要送他去劳动教养,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份打击已经病倒在床,他的母亲没有工作,他还是顶替他病故的父亲才有这份工作,现在工作丢定了,怎么吃饭?女朋友也肯定告吹了,一切都完蛋了,想死又怕死,也不知道怎么去死。

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去安慰阿文。我自己对前途甚至生死都很茫然,我的腰被踢肿了,动一动就疼得要命。也不知道内脏是否受伤,明天能否再站起来。一晚上只能僵坐着。我开始怀念大学的生活,虽然精神上苦闷,但没有肉体上的折磨,饭菜也可口,宿舍也干净,许多事还可以商量,老师同学也都很和蔼。哪象这里,什么都没得说,只能象条狗卷缩在臭气熏天的角落里,连水都喝不上.纯粹是人间地狱。这难道就是这些人的命运? 我开始后悔自己不听共产党的话,不服从政府的工作安排,整天沉湎于哲学与政治思考,总认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好,人民太贫困.应该实行民主制度.或者至少实行香港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我从没听说更没想过这个社会还有这么黑暗这么恐怖的地方,而且是民政局!这就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办的政务吗?

中午阳光透过铁窗射在墙壁上,布满血污的墙壁,肮脏而令人伤心,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被打伤打残,血溅四壁,甚至被活活打死。永无声息。我读过索尔仁尼琴的《悲怆的灵魂》,西伯利亚劳改营只是有点冷有点饿有点孤寒,哪里能跟这里的苦难相比。这里才真正让灵魂悲怆!

每天只有开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短暂地走出牢房,在大院里集合,我看到将近一千个人,像一千只蛤蟆一样蹲在地上,干部们拎着棍子走来走去。中国有将近三千个县市,每个县市都有一座民政局收容所,每天都有人被押进来,赎出去。我感到由衷的悲哀。这些人,真的被当作人吗?这里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啊,人类文明的所有痕迹都荡然无存。这些干部,干着这样的丑恶勾当,他们的人性呢?我们的处境比猪都不如!猪还可以吃饱睡足,有水喝,不用挨打。可怜的中国人啊!只是共产党干部脚下苟延残喘的蚂蚁!随时可以一脚踩死你!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像在油锅里受煎熬。殴打和哭嚎声时时冲击耳膜。没有水喝是特别难过的。口干舌燥,胃里象火烧。三天以后头就懵了,浑身无力,加上伤痛,简直像但丁《神曲》描写的地狱,现代中国的人间地狱啊。残害了多少生灵!

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你是我苦难人生的第一章前两节。

胡锦涛温家宝能够果断地结束收容制度,其意义只有几十年来数千万受过它伤害的人才会明白,在现代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给地,富,反,坏,右摘帽。

但是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可能很快又会变相恢复。大家也许记得,在乔石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中国结束了公安局的收容制度,公安局收容站变成了刑事拘留所。刑事拘留法定只有7天关押期限,但是现在只要你被关进去,尽管你没有罪没受逮捕,三,六,九个月能出来就是幸运的了,许多人甚至被拘留两年三年四年。你必须承受这无端折磨,因为办案人员需要较长的时间勒索钱财,哪能轻易把肉票放了或交给检察院。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永远保持贫困,永远保持恐惧之心.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褪血色。

张林 200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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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悲怆的灵魂—收容站(续)

我们从樟木头收容站被转押到广州沙河收容站,这个院子很大。还有一栋两层楼。可能由于我是大学生,把我关在小囚室,只有五个人,破例没有挨打。号长是一位老先生,身材十分魁梧,他递给我一张草席,一个饭盆和一双筷子。然后与我攀谈起来。他已经把八十五岁了,本是国军战士,胡宗南的部下,一位老班长。后来在1947年被共军打伤后被俘,被迫成了解放军,他对共军的一套歪理邪说很厌恶,寻机逃跑了,一直跑到河南才找到国军,重新加入,后来又到山东作战,大腿上挨了一枪,在伤兵队又成了俘虏。他年龄又大又伤得很重,就放他回家了。谁知伤还没好,当地政府又把他抓了,以叛徒加兵痞的罪名判他无期徒刑,他不服,连连上书抗议,引用的都是共军以前的宣传说法,后来倒成了永不减刑的抗改典型,一直关到84年因为年龄太大才给放了,回家后才知道,老婆孩子早给整死了。他实在不服气,硬要到联合国去告状。于是一路乞讨,从家乡河南步行去香港找联合国。在深圳特区检查站就被拦住,押到收容站,一路转押到广州大尖山收容劳改队,劳改队一问84岁了,又无亲无故,坚决不要。只好转押他回河南家乡当地公安局,公安局也不愿再关押。他一出门又往香港去了,当然又被抓进收容站 。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叫我们做体操,说是练好身体将来跟共军作战,然后就唱国军军歌,国民党党歌。我们都怕的不行。一个广东仔劝他别唱,别给大家添麻烦,找打。他勃然大怒,起身晃动双拳:‘想堵我的嘴,来来来,先与我血战一场’。有时他唱的太响亮,收容所干部也过来骂他:‘老不死的,关了你三十多年都关不好你,你就死在这间牢房里吧’。他就腾身而起,双手抓住铁门,高声回骂。说实话,在我前后断续八年的囚徒生涯中,再没有碰到比他更勇敢的反抗暴政的英雄。而且那些干部竟然不敢打他!
广东的蚊子太多,咬的人又痛又痒,我们又没有任何防护,忍不住只有用手抓,然后就会起脓包,几十个脓包慢慢变大,更痛更痒。越抓越毁。最后全身溃烂。有的脓疮要持续几个月流脓流血,怎么都治不好,现在我腿上几个铜钱大的黑斑就是那时留下的。收容站根本不给治疗,理都不理你。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病,很忧愁。老先生劝我,没事,死不掉,打几针青霉素就好了,这里不会给你打,到了劳改队也许会给你打。我实在无颜给父母写信让他们拿钱来赎我。只有硬撑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切身体会一下这些人的命运。从13岁上高中开始,我就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我在异常拥挤的纺织厂宿舍区长大,对劳累过度的纺织工人特别同情,一年到头三班倒,发烧到39度领导都不会批准你去看病,不仅没有假期,还要无偿加班。回家以后还要洗衣做饭带孩子。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农民更苦,现在才知道,不肯做驯服的奴隶,不堪地方官员压力,出门谋生的人才最惨。

户籍制度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度,每个中国人都象劳改犯一样生活,仅仅是吃的住的好坏不同形成阶级而已。每个人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安排下艰苦奋斗,永远贫困。你必须与你的同事邻居几十年相处在一起。大家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厌恶是人类的生命本能之一,[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所有创建者和维护者,宗教宗师,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都是在指导人们如何和睦相处,以免陷入无休止恶斗的泥潭,因为每个个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可能还不如一只狼,或一头羊,人类真正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人类通过语言交流而形成的群体合作能力]。人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社会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谓流水不腐。否则人们相互之间日积月累的摩擦就会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恨。由于中共这种奴隶社会管理模式加上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马克思主义;挑起斗争,残酷斗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胁迫多数人残酷斗争少数人的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是最好的注脚)。形成了滚滚洪流,淹没了中华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个个胆寒的程度。中共中央委员会更是充当全国人民的楷模,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亲密战友几十年如一日斗得你死我活。非要斗到同归于尽种族灭绝不可。全中国的干部群众虽然被迫嘴里喊著学雷锋王杰的口号,心里却在琢磨中央领导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手段。怎样说谎骗人以及怎样诬陷他人可以置其于死地。自古言教岂如身教?收容站关押的人本来都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善良者,这些人宁愿回避矛盾斗争而另寻生存之道,却被民政局关进监狱,而且是比社会上拥挤十倍地关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残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线,仅仅为了能够在晚上睡觉时可以平躺下身体就得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

蚊子,伤痛和脓疮折磨着我,比这更痛苦的是灵魂的痛苦。我们究竟伤害了谁?攻击了谁?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种折磨,这种虐待?没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我们只是不想做奴隶,只是不愿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寻找真理,自由地选择信仰,尽人道天寿而已。

有天上午,我们看见几个大差抬著一个满头满脸血的人过去,中午打饭的大差告诉我们,一个东北佬被几个干部打急了,从二楼上跳下来,正好摔到头,死了。老国军大怒:又是一笔血债。早晚要还过来。我急忙插嘴问:这里也和樟木头一样无法无天吗?那个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个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几个人?你倒说说看。你以为广州会例外,哼!过几天就要送你们到大尖山了,到那里去长长见识吧。

后来我看到孙志刚被打死的新闻一点也不惊讶。因为17年前我已切身体会了收容站的一切,前后达四个月之久。几十年来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谁也没法统计。当人们惊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增长时,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会。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载体,几乎和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一样重要,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动脉。人民需要这些交流平台讨论和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高深的宗教哲学问题到什么样的青菜农药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问题都必须面对。而中国动脉传输的几乎都是谎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骗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人又怎么可能建立文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收容站里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里生活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围墙社会里每一座围墙里的任何事情,即使你身边的几个院子也如此。因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单位还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专政工具刻意封锁真实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隐瞒,一切都是国家和单位的机密。随时可以把你痛打一顿或者投进监狱。

所以我们愚昧和野蛮是必然的。积累下去还有更苦难的深渊在等着我们。

张林 200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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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谁是纸老虎?

记得上小学时到处可见、遍布中国城乡的标语:毛主席教导我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苏修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

苏共确实是纸老虎,与三万阿富汗民兵打了十年仗也不分胜负,到了垂死的时候,赤手空拳的酒鬼叶利钦一阵怒吼就吹翻了这个纸老虎,根本不必抬手去打。

而美帝国主义并不存在,美国人只是自掏腰包的地球巡警而已,他们只是维护秩序,遏制左的或右的极权主义,捍卫人类正义,保卫世界和平。

而真正的纸老虎,其实是那些独裁者。躲在老鼠洞里的纸老虎萨达姆已经向我们证明:独裁者其实只是被宠坏了的老小孩、坏孩子。见到周围人都顺从,他就感到自己伟大;见到自己每说一句话,周围人都点头哈腰,他就觉得自己很英明;每做一件事,周围人都绝对服从,他就感到自己事事正确。

只有被宠幸的人才可以见到他,恭维他,颂扬他,这反过来也就令他深信,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

所有这些错觉和幻觉积累起来,就会使他越来越独裁,到了最后,他就会疯狂地挑战上帝,挑战人类,挑战文明,挑战一切。如萨达姆,完全丧失了正常人普通人的判断力,最后只有像个逃犯一样,带着大量现金,从一个老鼠洞转移到另一个老鼠洞。最后只有怯懦的向美军尖叫:“别开枪!”从而彻底证明: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纸老虎!

美国人民支持布什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布什是他们选中的领导人,是大家通过公正选举确认的领导人。布什也很清楚,人民授予他的权力是有限而明确的。

而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是依靠残酷、狡诈而取得权力的,他们不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也无法确定自己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他们不会明白:人民为了趋利避害,表面上会颂扬他们,但内心里却恨之入骨,这个恶魔怎么还不死?

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也全是在欺骗专制者,他们伪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实际上是为了渔利,利用专制者为他们火中取栗。一旦形势有变,他们立刻就会出卖专制者。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吃够了苦头。

这样说变就变的各阶层支持者,就象大沙堆一样,极不稳固,随时都可能塌陷。这种沙堆上的独裁者,才是名副其实的纸老虎。巴拿马的诺列加、秘鲁的古斯曼、前南的米洛舍维奇、伊拉克的萨达姆,所有这些被监禁的专制独裁者,都活生生的、一再地向我们证明:他们只是沙堆上的旗帜,他们才是纸老虎!老虎还能摇撼虎栏,他们只有乞怜的目光。

靠恐怖维持的政权,早晚都是要崩溃的。

这些专制独裁者,只是在人类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一群贪婪而愚昧的支持者,在迷惑中暂时需要的临时图腾而已!就像义和团大师兄给徒众发的‘刀枪不入’的帖子一样,除了迷惑人心,涂炭生灵,毫无任何价值!

这些专制独裁者,本质上只是被宠坏了的坏孩子!在狱中,他们一定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是谁宠坏了他们?是谁在误导他们?最终让他们成为阶下囚,不仅身败名裂,而且遗臭万年!他们在心里一定会诅咒:让这些宠坏他们、乘机混水摸鱼的人也没有好下场!

2004-1-15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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