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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张林:中国犯罪大军
帖子发表于 : 2011-12-18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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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一次征招并指挥解放军的经历
2004年2月5日 星期四


1984年暑假,因为有点事耽搁,我没有订集体票,只好自己去买火车票。对于买票难我是深以为惧的,便托家住人民大学的同学查杨在人大售票点帮我排队。他4点钟去排队,我6点钟赶到,已是人山人海,到8点钟售票窗口才开始售票,可见这些售票员老爷老娘多么傲慢,从来不考虑几千人在露天已站了几个小时,而且成年累月如此。
8点钟,附近已积聚了5千以上的购票者,本来由四个窗口延伸的单列队伍这时已演变成4、5个人挤在一排的粗壮队伍,就像细绳变成了粗麻绳,沿马路拐向路边,足有几百米长。另外至少还有上千人眼看排队买票无望,凭着身强力壮,索性不再排队,硬往前挤,在窗口附近形成一大群。

几个售票员见此情景,索性拒绝卖票,除非人群排好队,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拿着喇叭筒呼喊,试图维持秩序,但是人太多了,几次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就退回售票室了。已经8点半了,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售票员更担心挤出事来,甚至挤死人,坚决不卖票了。

我站在越来越粗的队伍里气急败坏,白等了几个小时,浑身臭汗不说,明天后天恐怕还是这样。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检验一下我的威力。正好旁边不远有几块半人高的大石头,我爬了上去,大声喊叫起来:

“大家听着!”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这样僵持下去我们谁也买不到票,我们从4点钟就来排队,我们已经白白站一个早上,还要白白站一天,甚至站到晚上也买不到票。现在没有人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只有我们自己整理好队伍,售票员才肯卖票!”

“我是清华大学学生,如果你们真的想买到票,就听我指挥,规规矩矩排队,我可以保证,大家最后都能买到票,就是晚一点也比白白站在这里强!”

我吃惊地发现,在我说话时,几千人居然鸦雀无声,几千双目光紧盯著我。我激动起来,冲人群大吼:“你们愿不愿意听我指挥?”“愿意!愿意!”人群几乎齐声高喊。

“那么,我必须先组织一支维持秩序的队伍,强制把队伍整理整齐,那些服从我的指挥,帮助大家维持秩序的人,将优先获得买票的权利。大家同意吗?”我高声问。

“同意!同意!”大家齐声怒吼。

我站在大石块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二十来个身穿军服的军人也挤在队伍里,有穿两个上衣口袋的士兵,也有穿四个口袋上衣的干部。“好!现在,我要求,所有军人到我面前集合,组成纠察队!”

那些军人竟然毫不犹豫的从各自的位置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成了指挥他们的‘将军’!我要求他们自报身份,居然有一个营长,几个连长,我让他们每个人带几个低级官兵组成四个纠察队,先清理窗口周围,再分别整理四个队伍。

看到这种场面,大部分拥挤在窗口附近的人就自动散开退后,或去后面排队了。

有两个军人纠察队工作很卖力,队伍很快就整理得像个样子了,售票员见此情景,已开始卖票。一个纠察队动作很慢,而另一个队伍碰到阻力,3个流里流气的北京流氓死活不服从,军人这边把他们从窗口附近拉开,转身拉别人时,他们又挤过去,几个军人差点跟他们打起来。

我知道我们不能真的动手打人,于是我就命令解放军把那3个流氓带过来,然后我温和地问他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坚持捣乱?他们似乎很委屈地说,他们3点钟就来排队了,刚才出去吃早餐了,他们必须买到下午3点多钟的一班车票。我灵机一动,要求他们组成特别纠察队,专门清理售票窗口附近想加塞的人,而我保证在12点钟让他们买到票。

他们欣然同意了,而且比那些解放军更卖力,也更有威力,3个流氓咋咋呼呼,连抓带吓,几分钟就把窗口附近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从此得出经验,流氓更机灵,在动荡时期比解放军更有用处。

后来顺利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解放军官兵认真巡逻,禁止加塞。我几乎没有事做,便走下指挥台,问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逐个安排他们优先买票,他们都对我感激不尽。我再从队伍后方补充新的纠察队员入伙,军人优先,流氓也用。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的权威表示怀疑,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是如此容易管理!而最听话的,还是解放军!

到12点半左右,我安排一个才入伙的连长代替我指挥纠察工作,然后我买了票就走了。但是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令我思考了很久很久。

我几乎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党是最无能的管理者,总是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那些售票处的领导和售票员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机关,那些解放军官兵,那些挤在队伍里毫无办法的几百个革命干部,统统都是一群吃干饭的废物。他们确实需要我这样的人去领导他们,才能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尽管我只是一个21岁,戴着眼镜,文弱的在校学生。

这段经验对我以后在八九民运时期领导蚌埠学生市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总是发出十分清楚的指示,我知道大家肯定会服从。事实上,指挥一群人,远比指挥一个人容易得多,而且人越多,越容易指挥。因为那个时候,人群都失去了判断力,在群体汇合而产生的神秘磁场控制下,不得不受一个人指挥,只要指挥者有自信心,从容不迫,会动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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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帖子发表于 : 2011-12-18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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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啊克拉玛依

他们曾经象鲜花般灿烂,在克拉玛依剧院舞台上载歌载舞,献给他们敬爱的党政军首长,而首长们却像一群猪野蛮地践踏他们,踩死了他们。
「啊克拉玛依啊克拉玛依,我怀念你。」

不是因为这首赞美你的歌;不是因为你是沙漠里的绿洲;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西北石油重镇。而是因为公元1994年,克拉玛依剧院那场灾难,那300个被踩死的男孩女孩。

那天是全市小学生文艺会演,各学校精选了能歌善舞的、最可爱、最漂亮的男孩女孩,总共近500名小演员,在这里向近300名市党政军领导汇报演出。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各局局长济济一堂,首长们当然坐在前排,小学生们坐在后排,最后排是70位带队老师。

演出正在进行,小演员们不断向领导大人们鞠躬致意,感谢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齐声高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舞台上方突然现出火花,年久失修的电线短路著火了,整个剧院的灯光顿时灭了。帷幕逐渐燃烧起来,舞台上烟雾腾腾,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师们赶紧向前排走,他们想维持秩序。300个党政干部却先乱起来,没有一个干部挺身而出,维持秩序,而是争先恐后的逃命。

这是一座老式剧院,两道大门都在后方。大家跑起来,大人和孩子争相逃命,挤成一团。孩子们太弱小了,哪里是膘肥体壮的党政军干部们的对手,只能成为垫脚的或绊脚的。烟雾逐渐弥漫了整个剧院,踏著孩子们幼嫩的身体,逃出剧院的领导干部们纷纷松了一口气,乘车绝尘而去。老师们则开始努力营救小学生。

剧院大厅根本没有著火,仅仅是舞台燃烧了,释放出有害气体,舞台缓慢燃烧一段时间之后消防队赶到时熄灭了。最后是一份死亡率统计:老师:70%死亡,大部分是反覆冲入剧院营救学生时被烟熏死的,足可以和9-11事件中纽约消防队的英雄们相媲美。小学生:60%死亡,几乎都是被踩伤后烟熏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无一人死亡或受一点儿轻伤,人类5千年历史上最无耻的有组织的集体。

如果不是中共连续50多年的高度集权专政,不是连续50多年的共产主义毒化教育,彻底地摧残了这些官员的廉耻和人性,怎么可能出现这样100%的堕落?因为那些被践踏、被蹂躏的孩子,那些小天使般可爱的孩子,许多都是他们的亲属,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是只要遇到一点儿危险,只要没有党组织在背后拿枪顶著,谁也没有一点点责任心。那怕别人统统死掉,只要自己能逃命。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的家乡蚌埠也发生了一次4、8级的地震,并没有什么房子倒塌。但是在我的母校12中学,三层教室楼上学生蜂拥而下,许多学生跳楼逃命,数十人摔伤。其中十八人重伤,多半是被从二楼上跳下来的人砸到身上而伤的。
而在西北一栋教员宿舍楼上,79届毕业文科班正在三楼西头上课的学生们也惊恐万状,起身欲逃,语文老师张继钦拍案大怒:统统不许乱动!排队出去!帮助家属老人和孩子先走!我最后一个下楼!

结果家属楼里数百人无一受伤,老老少少都从容撤退。当张继钦老师最后一个从容地走出大楼,走到操场的时候,受到千余名师生雷鸣般掌声的欢迎,许多人热泪纵横!他一句话保护了多少人!

如果当时克拉玛依300名党政军领导干部中那怕只剩一位领导干部还有一点点责任心,或者有一点点领导才能,或者残存一点点人性,站出来象张继钦老师那样高喊一声,站出来维持秩序,指挥扶助祖国的花朵从容撤退,可能无一伤亡。

但是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人性,只有一群唯利是图的猪,百分百堕落的猪。听说这群猪当时虽受到批评,后来送些钱给上级,仍然继续当官做老爷。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禁止任何媒体再报道这件事,甚至连那首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也没人敢再唱了。

但那首曲子时常在我脑海低徊,彷佛那300个被踩死被熏死的幼小亡灵在向我哭诉,他们曾经是克拉玛依最美丽、最可爱的男孩女孩。

他们曾经象鲜花般灿烂,在克拉玛依剧院舞台上载歌载舞,献给他们敬爱的党政军首长,而首长们却像一群猪野蛮地践踏他们,踩死了他们。

史载当年蒙古铁骑横扫中原的时候,有一次俘获了一大批当时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蒙古人是纵情酒色的民族,他们令当时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排成大圆圈,趴在地上,撅起屁股供蒙古人当板凳坐,那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妻女们立刻变成三陪女郎,满脸堆笑地侍候蒙古兵饮酒作乐。

那些蒙古骑兵喝足了、玩累了、睡醒了,第二天起来排队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党政军领导干部已经被他们压死了,没有一个干部挣扎反抗。我一想到这段历史就欲哭无泪,当时在蒙古人眼里,这些党政军干部就是一群猪!只配当垫子用,只配被压死!

我的猪兄猪弟猪姐猪妹们!克拉玛依已经再一次证明,历史常常是会重演的!

啊克拉玛依,啊克拉玛依,我为你哭泣!

张林2004-2-1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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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帖子发表于 : 2011-12-18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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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凌空长啸的鹰阵,不甘沉沦的华魂

互联网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大批鞭笞暴政的网络武士应运而生。虽然他们没有刀剑,但是他们的思想象剃刀一样锋利;虽然他们没有铠甲,但是他们的脑袋像花岗岩一样坚硬;虽是特立独行的书生,他们的心胸象海洋一样宽广。

恐怖的铁锤悬在头顶,堕落的灵魂四面围困;麻木不仁的同胞衬托出他们的英勇,艰难岁月的煎熬考验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在苦难和孤独中挣扎,他们在隆冬和黑夜里嚎叫,他们在庸俗的黏稠泥浆中奋起。

面对腐恶中国,他们不约而同地拍案而起;面对苦难中国,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对专制暴政,他们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共产主义巨轮,他们挺起坚强的身躯;面对不断被抓入狱的同伴,他们前仆后继。

没有万家灯火,只有长夜漫漫;没有温情抚慰,只有寒风阵阵;没有掌声笑脸,只有浊流滚滚。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之争,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他们是没有工资的义工,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传播真理;他们是没有首领的义军,在荆棘丛生的旷野里独自奋进。

他们是没有指挥的乐队,用他们的灵魂在演奏一首悲怆的交响乐;他们是自动排列的音符,用他们的生命在创作一首激昂的进行曲。

既有不屈不挠的老民运分子,也有破空而出的新异议人士;既有不畏牢笼、揭露罪恶、高歌自由、挺枪直上的网络武士,也有沉着冷静、技艺高超、满腔热忱、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他们是傲寒怒放的雪莲,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劲舟,他们是凌空长啸的雄鹰。他们是侠肝义胆的志士,他们是再放异彩的唐人,他们是不甘沉沦的华魂。

2004-1-23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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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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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垃圾国
2004年1月25日 星期日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国,几乎每一个城镇都在巨大垃圾山的包围之下,各地市政当局除了捞钱之外就是搞些‘面子工程’,对付垃圾的唯一办法就是乱倒乱堆,贻害无穷。一到夏天,垃圾堆附近苍蝇蚊子密密麻麻,简直如同世界末日一样可怕。各种细菌滋生其间,繁衍弥漫,形成毒域,造成各种威胁人们健康的传染病轮番出击,肆虐中华大地。
2002年夏天,红眼病蔓延全中国,至少几千万人患病,人民损失惨重,但是新闻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还有各种流感、肠炎、肝炎、肺结核、血吸虫正在各地泛滥,也几乎没有报道,SARS如果不是出口到国外也不会为人所知。

几十年连续不断地滥施化肥农药,土地结成板块,肥力耗尽,寸草不生,几乎每一块土地都变成了被劣质化学品浸透了的垃圾地。大部分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又被加入过量的防腐剂和各类有害无益的添加剂,商场里销售的几乎都是是垃圾食品,生产日期都是假的,人吃了以后容易患各种怪病。

遍布全国的垃圾工场里每天加班加点地生产门类齐全的垃圾产品,市场上几乎买不到真货,尽是假冒伪劣商品,所有的监督、检查机构都腐败透顶,谁给红包就说谁的质量合格。人民因为灵魂堕落、道德沦丧变成了垃圾人,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污染的,成了一个标准的垃圾社会。

中国有一个奇观,就是到处在修路,不是新建路,而是使用才几年的公路,到处坑坑洼洼,不重修就不能行车了。2003年10月,从山西到北京的两条高速公路路面损坏严重,不得不同时进行大修,致使几万辆汽车堵塞20天以上,不知道有多少鲜货路上烂掉。可以说,最近20年修的路,基本上都是垃圾路,国家修路投入的经费,绝大部分被贪污掉了。

不仅公路、桥梁、车站、码头、河堤这些公共工程都是垃圾工程,一般的民用建筑,特别是高楼大厦,也都是垃圾工程。因为所有的工程监督机构都腐败透顶,只知伸手要红包,而主管机构更腐败,建筑商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偷工减料。北京西客站号称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建成投入使用不到一个月,主厅屋顶就掉了下来。

所有这些建筑,不知哪天就会突然塌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成绩,也会和这些垃圾建筑一起毁掉。到那时候再回头一看,简直还不如什么也不干!

所有这些垃圾,都是腐败导致的。腐败早已向纵深发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有权在手,完全可以绕过党中央、中纪委、反贪局、监察局的红线,从从容容地圈钱。逢年过节,家人生日,或其他名目,广邀部下或有关人员前来欢聚,或经常约他们喝点酒,唱唱卡拉OK,跳跳舞、喝点茶、洗洗澡、谈谈工作,然后点点红包就可以了。谁奈我何?如果有人不识相,不上路子,那就留意点,当今社会如此腐朽,法令法规又牛头不对马嘴,谁能没有罪错?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收拾掉。

所以现在一查贪官,就有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来路不明。专业的办案人假装不明白,而老百姓倒都明白。岂不好笑?统统都在拿红包,统统都是皇帝的新衣:什么也没穿!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按照共产党的规定,他们都是罪犯;按照正常社会的标准,他们全都是垃圾。整个中国是由一群垃圾在代表,由一群垃圾在领导,这样的领导还要加强,这样加强下去,还不是制造更多垃圾,毁掉所有健康因子,直到把中国变成彻底的垃圾国?

报纸杂志登载的是垃圾文字,电视台电台传播的是垃圾信息,所有这些精神垃圾没有一天不在误导着人民,毒害着人民,生活在这样的阅读和视听环境里,人民怎么能不堕落成垃圾人?看看网络上那大量愚昧的‘愤青’,与一堆垃圾有什么两样?

本来按照中国的人口与资源之比,中国应该走一种最简约的经济发展之路,类似印度的绿色道路,甚至应该比印度更简约,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共产党却彻底相反,走了一条全世界最粗放、最浪费,对环境和伦理破环最厉害的垃圾发展之路,透支了以后几代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比如搞三峡大坝一类祸国殃民的巨大垃圾工程,启用第一年即导致长江中下游四省-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生态失衡。地下水位严重下降,气候失常,连续两个月气温居高不下,历史上从未有过。估计以后会更糟,其所导致的全部损害要过很多年才能陆续显现。

这些代价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因为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坏了,无论再付出多大代价,也很难恢复的。

从大跃进滥砍滥伐,大炼废钢渣开始,共产党就一步一步地,花了50多年时间,把中国改造成了全世界最肮脏最败坏的垃圾国,同时也在政治上把中国人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堕落的垃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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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林:国家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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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中国犯罪大军

我在广州劳教队的时侯特别留意一般犯罪的情况,有一天我看了一下我们车间的花名册,发现除政治犯以外似乎只有三种人,按比例从大到小分别是:抢夺、盗窃、吸毒。而犯抢夺罪的,年龄几乎都在二十岁以下。
除吸毒者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农村少年。他们本质并不坏,不属于那种基因有问题的天生罪犯。他们一般都是在农村生存艰难,不得不到城镇打工,却经常拿不到工资,最后走投无路,再受人引诱,才滑入犯罪泥坑的。

应该说,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都是这个腐恶制度的牺牲品。马克思论证过,贫穷是万恶之源,所以他就先鼓吹共产主义,从而制造贫穷,然后再制造罪恶,以证明他是撒旦的嫡系后裔。

下面是一个男孩叙述的亲身经历,我和他曾在一个组达一年之久,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能够说明这些人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为什么中国的犯罪这么猖獗?中国犯罪大军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任繁彬是个潇洒的男孩,长得很神气,属于酷哥一类的。如果你知道他的苦难经历和反扑过程,一定会和我一样惊讶:他的生命力怎么会如此顽强?

任繁彬生长于湖北农村,他的祖上都是勤奋的农民,几代人拼命干活,总算积累了几十亩地。解放前夕看看形势不妙,祖父便带着儿子逃到武汉避难,解放后被清查出来,押解回籍,定为逃亡地主枪决。儿子侥幸捡了一条命,但是经常被批斗游街,一条腿也给打残废了,一直熬到四十多岁,毛主席死后,才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结婚,也算门当户对。

正值包产到户,任父拖着一条残腿没日没夜的修整田地,终于把它改造成稻田地。任母则一连生了三个孩子,直到有一天被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队用绳子捆到乡政府,强行结扎了输卵管。计生工作队、村委会还轮番上门罚款拉粮食拉家具,最后连祖上传了几百年的一张雕花大床也给抬走了,直到家里只剩下几张破席子和一口锅、几只碗,那一万多元的超生罚款才算结束。

任父只得拖着残腿更加没日没夜的干活,农闲时买来竹子,劈成细条,编成篮子卖,总算让三个孩子都能交得起学费。任繁彬不忍心,12岁的时候就要缀学出外打工,挣钱维持家用。任父那时身体已累垮,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坚定地告诉孩子们,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决不允许孩子缀学,再穷再苦也要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父亲一再告诉儿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是等到任繁彬读初三的时候,父亲已起不了床了,虽然坚持用颤巍巍的手编竹篮,但是一天只能编两三个了,一个只能赚四毛钱,而以前任父一天可以编十几个。

更要命的打击还在后头,那一年不知怎么回事,收成的稻子全是瘪子,没有米粒。不是一家两家,也不是一个村两个村,而是附近好几个县!有人说是长期使用化肥农药过度,有人说是化工厂污染了河流。全家人顿时陷入绝望的边缘。

于是在一个夜里,任繁彬与一个家境类似的同学悄悄离开了家,那年他才十五岁。他们步行一夜到达县城,正在长途汽车站讨论往哪里去的时候,一个人塞给他们一张招工简章,说是河南郑州附近的一家砖厂需要25岁以下的年轻工人,管吃管住,另外月工资1000元以上。

两人喜出望外,当即找到那个给他们传单的人商量,他们的钱不够买去郑州的车票,能不能给他俩垫一些车票钱,领了工资再还。那人一看两个孩子身体很结实,立刻同意了。

一车坐到那家砖厂,先签合同。他们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用的知识,诸如共产主义理想一类,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哪里见过合同,稀里糊涂就签了字,被带进砖窑。在挨轮窑搭建的一溜低矮相联的只有透气孔而没有窗户的房子里,沿矮墙一溜是土炕,工头让他们脱光衣服,先洗个澡,两人高高兴兴地在一排厕所的走廊里洗了个自来水澡,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自来水。

回到房间,几个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衣服和包却没了。两个孩子不知所措,也不敢讲话,他们勉强能听懂河南话。其中一个头目发话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这里的工人,必须服从这里的规矩。这是轮窑,很暖和,又没女的,不需要穿衣服,所以从今往后不准穿衣服。也没衣服穿,都统一保管起来了。”

“新工人必须服从老工人的指挥,不听话就打,这里不用名字,只用号码,你是1949,他是8341, 这里不准讲话,不准问这问那,干满一年才结算工资。”工头用一支圆珠笔把号码写在他们手腕上:“开饭开工收工都要报号码。现在跟两个老工人干活去吧。”

两个老工人并不老,最多比他们大两三岁。他们的工作是把烧好的砖五块码成一排,用铁爪抓到手推车上,很简单,但累人,想到家中病残的父亲,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任繁彬咬紧牙关,决心无论多么艰苦也要坚持住,挣到钱,寄回家里,救家人的命。

对于这里都赤身裸体,任繁彬也没想太多,窑里也确实很热,汗如雨下。好在旁边就是大水壶,随时可以喝个饱。开饭了,每人半碗盐水萝卜,二个又黑又大的馒头,虽然任繁彬是吃米长大的,但是此时饥不择食,很快就吃掉了,接着干活。不知道干了多久,任繁彬又困又累,但只有坚持下去。终于叫他收工,回到大通铺,一倒头就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又被叫起来干活。天天如此。

一个月以后,夜里起来小解,任繁彬隐约听到两个人商量逃跑,感觉奇怪。后来就特别留意,组长不在的时候,问别人是怎么回事,一年以后可以领到工资吗?老工人惨淡的笑了笑:“还想工资,能活着离开这里就是造化了。”

时间一久,任繁彬终于弄清,这里是奴隶砖窑,骗人来干活,逃跑被抓住就打死扔进炉子里当碳烧。经常有人因为消极怠工被打得头青脸肿。老板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是地方一霸,和各方面关系都很好,没人可以告的倒的。

任繁彬怎么也想不通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原来人是这么坏!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品质,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三个代表,老师全在胡扯!这个世界原来竟是这样黑暗!人类竟是如此邪恶!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有找机会逃跑。13个月之后,任繁彬终于和另外十几个人撬个墙洞逃出去了。然后独自在黑暗里跑了一夜,身上只裹了一块烂布。然后沿铁路线一边走一边乞讨,夜里就睡在铁路边。一个多月之后才走到武汉。实在没脸回家,任繁彬决心再找工作。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吃店,干了一个月之后想要点工资寄回家,老板却说得到年底才能结算。担心再被骗,任繁彬偷了零钱盒子连夜跑掉,在江边砸掉锁一清点,还不到20块钱。

后来在江边碰到一个老乡,指点他到船上找活干。在武昌码头,他终于找到一条运水泥的船,但是吃饭之外每月只给200元工资。想到已经白干了一年多,这200元能拿到手也就不错了,再说眼前也没有更好的工作了。

船上就他跟老板两个人,老板开船的时候,他睡觉或做饭,洗衣服。老板停船睡觉的时候,他拿着棍子看船,防止有人打劫,倒也不累。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月底就要工资,然后悉数寄回家里。老板也还不错,一到码头,还另外给他10块钱零花。他想挣更多的钱,三个月后,他拿着工资作路费,决心到深圳工作。早就听说那里的工资高,干好了一个月有好几百块钱。

运气真好,从广州一下火车就碰到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招工,而且不用任何证件。他也没有想到什么证件,他也没有任何证件,也并不懂那有什么用。他们坐一辆大巴到了深圳的工厂,两道大门一关他就感到不对劲。果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得知,这里每月只给100元伙食费,其余工资年底结算,他们不能离开工厂,否则会因为没有边防通行证而被抓走。伙食倒还可以,活也没有窑厂累,但是到年底能不能拿到工资,谁也说不清楚。三个月之后,任繁彬只得又逃出来。

还没找到另一份工作,因为睡在公园里,警察把他抓走了。一路关押遣送,挨了无数顿打,又在广州民政局大尖山收容劳改队被折磨了六个月,才拿到50元路费,让他自己坐车回家。哪里有脸回家?任繁彬流浪在广州街头,不知如何是好,50块钱坐车买饭用光了,不巧又生病了。任繁彬躺在立交桥下面,感到这个世界太残酷了,人都太坏了。

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怎么了,然后递给他一根万宝路香烟,谈了一会儿之后问他想不想发财?当然想!那就认我做大哥,跟我走,包你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小姐玩,人生在世,还不就是吃喝玩乐!任繁彬跟着大哥先去吃饭,吃得酒足饭饱,大哥又买了一套衣服给他,然后去桑拿浴。真是舒服极了,病也好了。

然后来到一个路口,刚才一起吃饭的四个兄弟也在那里。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走过来,大哥用手机发信号,两个人猛扑向那个女人,一个搂着头解金项链,一个夺包,那个女人瘫坐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财物被抢走,连喊一声的勇气都没有。

大家分头迅速撤退,又来到另一个路口,又抢了一个女人。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酒酣耳热,大哥问:“怎么样,小弟?发财就是这么容易!想发财就跟我们一起干!”“干他妈的!反正这个世界没有好人,人家骗我,我就抢他!干!干!干!干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干了三个月任繁彬终于被抓住,被处劳教三年。

他继续给我讲他的故事:“我的大哥其实只是马仔,他上面还有大佬。我们每天要交保护费给大哥,大哥再交给大佬,大佬再交给警察。但是碰到麻烦大的,有人追究的,只有处理我们。我们一般只抢外地人,有时为了保险,抢他之前还要故意找她问路,听听她的口音,以及她对这一带熟不熟?”

“这回我们倒霉,抢了一个市政府官员的二奶,当时也跑了。但是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被她认出来了,报了110来抓的。我们每天抢的东西也只能卖几百块钱,喝酒吃饭洗桑拿找小姐就花掉了,开始我想节省下来寄给家里,但是大家都是抢多少钱花多少钱还嫌不够,高级小姐一晚上就要500块。后来我也就过一天算一天了,天天醉生梦死的。”
“你估计广州有多少人在干这种事,就是以抢夺为生?”我问。他答:“我们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干,大佬经常给我们换地方,所以广州我们跑遍了。我估计,我们至少有3000个同行,也就是三千个游击队员。每人每天至少得抢三四次,所以广州每天应该有上万次抢夺。这还仅仅是专业游击队员干的,另外还有好多业余的游击队员呢。”
“这一行里混的最好的还是退伍军人,他们白天指挥抢劫,晚上睡在军营里。给连长、指导员定期送钱找小姐就可以长期住在军营里,反正警察又不敢去军营里抓人。这是一项大生意,大佬永远是没事的,我们始终都没有见过。大哥一般也没事,他又不动手抢。他们用的都是化名,警察又不办抢夺集团罪,免得影响到自己。所以这项生意比贩毒还要好做一点,又不要什么本钱。”

劳教队不仅管教不好人,反而毒害人,队长们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唯物主义思想,以残酷的榨血管理方式,言传身教,把一些犹犹豫豫的犯罪者培养成为坚定不移的罪犯。任繁彬的理想就是:出去以后,先做精明的小弟,再做大哥,最后做大佬。

这个社会,就这样把一个纯洁善良的少年,先是一步步逼入罪恶的深渊,最后再经过劳教犯罪学校,把他变成一个魔鬼。

张林2004-1-20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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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遭遇

现在春节又近,大批的民工又该回乡探亲了,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民工,又要面对一个险关-广州火车站。
那是中国最混乱的火车站,其混乱程度,令人目瞪口呆。每天都有无数人被抢劫、被盗窃、被敲诈,那里的犯罪团伙都是半公开的作案,几个黑帮分子围住一个外地人,旁边的巡警保安视而不见,优哉游哉。一般人看到这种局面,也就自动屈服了。

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与盗贼扭打起来,被带到治安室,还要被罚款,至少要交一笔报案费。如果你被小偷偷走了钱,即使你抓住了小偷,也休想要回来,警察会以没收赃款的借口装进自己口袋里。

那里真的是警匪一家。1998年底,我在广州黄花看守所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那里的混乱与黑暗程度。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要到火车站接探亲归来的小蜜,这当然不方便让别人代劳,于是参谋长换了一身便服,随便从下属单位要了一辆不会引人注目的挂地方牌照的轿车,开到火车站,找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正当他东张西望看看应该到哪里接人的时候,一个女人过来递给他一张罚单: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参谋长不悦,太黑了!但是想到要办急事,也就忍了,伸手掏了半天也没掏出钱来,原来换衣服忘了装钱。那女人看老头儿磨磨蹭蹭,不耐烦了,警告他:“再拖延时间,加倍罚款400元!”参谋长一下子火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拿文件给我看看?我还没问你是干什么的呢?有证件吗?有资格开罚单吗?”

女人大怒:“你还敢查我?想捣乱是吧?”转身就大喊在一边巡逻的联防队员:“小毛,过来,快过来!这个老头不缴罚款,还要找我的麻烦!”

“什么?”那个保安过来看看参谋长:“糟老头儿,老老实实给我缴钱没事儿,别惹我打你!”这些保安都是外地临时工,粗野无比。
参谋长毕竟是当官当惯了,周围都是点头哈腰谄笑的,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这时已抱不住火:“胡乱罚款本来就不对,你还敢打我?难道你们是黑社会?碰一碰我都有你们好看!”

“什么?”,那个保安大怒,他已听清老头儿的外地口音,更加有恃无恐,上前一把掐住老头儿的脖子,按到车顶上:“老子打你又怎么样?你到底缴不缴钱?”另一个保安也不闲着,一脚踹过去助威。
参谋长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这一脚又踢的他几乎跳起来,待那人放了手,他一下倒在地上,气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又是两脚踢过来,催他快快缴钱:“这儿是400,到了派出所是2000,到了看守所是1万,你准备什么时候缴?”参谋长受到此番奇耻大辱,已经气昏了头,不再说话了。

于是两个保安员便象开飞机一样把参谋长双臂倒扭着架起来,推到了派出所。

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民警走进来,边上那个保安猛踢参谋长一脚:“蹲下,老东西,快蹲下,在人民警察面前要蹲下!”

参谋长看到正式民警,以为有救了,便犟着脖子说:“凭什么让我蹲下!凭什么任意打人?”又是几脚踢过来,那个民警冷冷地盯着参谋长:“这老不死的还挺横,你两个给我好好管教一下,我还有别的事。”民警把审讯纸递给保安就走了。

两个保安按住老头儿痛打起来,一直打到参谋长求饶为止。然后作审讯记录,问到职业时,老头儿如实回答,不料两个保安哈哈大笑起来:“你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中央军委主席”,另一个说:“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两人又把老头儿打了一顿,再让他如实回答问题。参谋长浑身青肿,实在是被打怕了,只好说:“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错别字连篇的笔录做成,参谋长一看,罪名竟然有3条‘扰乱社会治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袭警’,加起来简直够判十几年徒刑!参谋长不愿签字,又挨了一顿打。看到派出所如此暗无天日,参谋长牙一咬,心想老子今天都认了,随你们办吧!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一切等我脱身以后再说!

往后参谋长异常合作,要钱没有,要关随便。

这样参谋长又被送到了黄花看守所。囚室里特别拥挤,白天还要干活,晚上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在厕所里站了了两夜之后,才有一个看守,原是广州空军的中校,转业到了这里工作,例行提问他时,觉得对方面熟,参谋长这才有机会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中校一听,脑子都懵了,赶紧向上级报告。

空军参谋长失踪,广州军区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还以为他逃跑出境了,海关已把他的资料输入电脑,随时准备扣押他。得到他被关在黄花看守所的消息,空军司令员亲自过来辨认,确凿无疑。

但是参谋长坚决不走了,他向司令员哭诉:“我们当了一辈子军人,保卫这个政权,看看这个政权怎么治理社会的!无缘无故,就能把我连打几顿,打的我浑身是伤,差点打死我。我们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车也不见了,还捏造3个罪名,把我关到这里来。如果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谁会来救我?谁能救得了我?这是什么世道!我不出去了,还活个什么劲!就死在这里算了!”

后来广州军区司令员也亲自过来劝慰,但参谋长还是坚决不出狱,问他有什么要求,参谋长要打死那两个保安报仇,司令员不敢答应。总不能让这个丑闻继续下去,否则流传到社会上,会成为一个大笑话。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不得不亲自出面,亲口答应老头儿:“可以去报仇,但不能把人打死”,才使参谋长愿意出狱。

回到司令部,参谋长亲自带了两个排的空军地勤警卫战士去报仇,下令战士们:“冲进派出所,见一个打一个,不许放跑一个,反正都是坏透了的东西,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

几卡车的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派出所。派出所的头头,得到通知逃跑了,剩下那些民警保安,个个被打得死去活来、哭爹喊娘。参谋长亲自痛打那个‘中央军委主席’和那个‘广州军区司令员’。全打趴下了,参谋长还不解恨,又下令砸掉所有办公设备,这才扬长而去。

发生这件纰漏事以后,李长春曾3次视察广州火车站,企图解决那里的混乱局面。一班省市领导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建立市政统一执法队取代原来的三家联合治安,最终也没有结果。现在广州站比以前更乱。李长春不会明白,在这种腐朽的专制体制下,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只会呈曲线越来越恶化,直到制度崩溃。

2004-1-15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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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一个醉鬼吓跑一万个共产党员
2004年1月8日 星期四

90年代中期,在四川山区一个县里,有一个大逃亡事件,惊心动魄。足以证明那些党政军领导干部们都是一群猪。
事件很偶然,一天中午,十来个局级官员在县委招待所喝酒,发生了争执,大家互相找理由罚酒,一个已经喝醉的局长,突然向武装部长发难:

“你别吹牛了,你不行,县里八枝花,你就占过一枝花,贾书记来咱县才三月,就从你手里夺走了,弄得大家都瞧不起你,你自己罚自己一大杯酒算了。以后也别吹牛说自己有多厉害了。”

已经喝了一斤多五粮液,满脸涨红的县委武装部长勃然大怒:“贾书记算什么东西?他卑鄙,他无耻,他欺男霸女。老子早就告他了,老子早晚要摆平他。惹老子火了,一枪崩了他。我们武装部里有好几百杆枪,哪一杆枪都能打死他!”

“又吹牛了,越吹越大了,你要真敢崩了贾书记,我们以后都服你了。恐怕你端一枝枪,还没走到县委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那个局长继续嘲笑他。

“什么?公安局敢抓我?他们算个球!他们有我们武装部的枪多吗?别忘了老子是武装部长,部里谁敢不听命令,老子一枪崩了他!老子在部队里干了一辈子,好容易熬到副师级,现在受地方这些土包子的气,早就受够了。一会儿喝完酒,我就去武装部,把部里的人组织起来,打到县委去,连县长一起崩了,统统都崩了,反正都是贪污犯、强奸犯,没一个不够死罪的!”

其他人哈哈大笑:“这家伙喝醉了”,“吹牛大王”,“先罚他两大杯,把他干到桌子底下去!”。

武装部长已被激怒,再想起心爱的19岁的小美人生生被贾书记夺占,血直往头上涌,双手抬起桌子一掀,稀哩哗啦一片鸣,部长大吼:“老子今天要替天行道,杀了那些贪污犯、强奸犯,你们这伙罪犯也跑不掉,我现在就干,我现在就去武装部,让你们这群孬种看看,老子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说完大步走出去了。

其他局长惊慌起来:“他喝醉了,可能真干!”,“听说这家伙在部队里也是有一次喝多了,提枪要去杀军政委,被禁闭起来,后来挨了处分,发配到我们县的。”“我看过他打靶,枪法很准。糟了,我弟弟在武装部工作,得赶紧通知他躲一躲,下午别去上班了。”

大家急急忙忙掏出手机,通知各自的亲人朋友避开,别撞到枪子上白白送命。

三言两语也都没说清楚,但一会儿越传越可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县城,武装部长要率领武装部攻占县委县政府,发动武装叛乱!下一步肯定要攻占全县,要杀尽贪官污吏,别的人逮着谁都得跟着一起干,否则就一枪崩掉!

全县上万名听到消息的共产党员都慌乱不堪,急急忙忙找车带着自己的亲属到邻县去避难。平时冷冷清清的公路突然挤满了车,大家一看这种场面,更相信这是真的,更加恐慌,拼命按喇叭夺路而逃,好像武装部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贾书记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主要领导都在各自的蜜窝里拥着二奶三奶酒后午休,接到电话通知个个惊恐万状。跑到大街上一看都是逃难的人群,更加魂不守舍,赶紧叫车,同时急急忙忙安排家人逃亡,别遭了黑手,然后再向地委行署报告。

地委行署已接到很多报告,相互矛盾,而又无法查明,得知一片混乱,又怕承担责任,只有赶紧向四川省委报告,省委再报告中央,中央要求查实再报,这样上上下下经过几个小时电话电报来回,还是弄不清情况,中央只好下令地方军区集结部队,准备镇压武装叛乱。

再说武装部长,睁着血红的眼跑到武装部,却一个人也找不到,原来得到消息全跑了。部长找不到武器库的钥匙,只得找来一支哑铃砸开了锁,装了两盒子弹,端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就出发去攻占县委县政府了。他刚一上街,就听到一片惊呼声,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大街上的人就没命地从两头跑光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武装部长带了多少人。

武装部长晕晕乎乎地走,一路上没碰到一个人。到了县委大院,也是一个人没有找到。他好不容易走到贾书记的办公室,一脚踢开,也是一个人没有。酒劲直往上涌,武装部长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扑倒在地上打起呼噜来。

全县城的人都连夜跑光了,到了第二天,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军队包围了县城,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只有看守所没有失守,平时骄横不可一世的公检法司所有干部统统逃光。军队一直搜索到中午,也没有碰到一个抵抗者,最后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找到了还在酣睡、吐了一地污秽的武装部长,用绳子捆起来,结束了这场‘叛乱’。

中国历史上有草木皆兵的故事,这是一个现代版,能给我们很多启发。由于连续50多年的共产主义专制统治,党政军官员都堕落无比,特别是灵魂的堕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肯为,而为了一分钱利,害尽天下人也在所不惜的唯物主义思想荼毒染黑了所有人的心。只要遇到生命危险,个个争相逃命。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每个县都有万名左右共产党员。依上面的例子,只要精心策划,两千多个勇士就可以一天之内占领两千多个县,而且可能一枪都不用开,一滴血都不用流!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曾经发生的,将来也必然会在中国大规模重现的样板戏、共产党崩溃的前奏曲。

当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的时候,在电话里接到软禁通知之后,戈尔巴乔夫甚至都没有派一个人出门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丝毫抗议,而是天天睡大觉,等下一个通知。总统尚且如此毫无责任心,其他党政军官员可想而知,都是躲起来看热闹。

赤手空拳但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叶利钦象那个县武装部长一样勃然大怒,走出议会大门痛斥那些来逮捕他的坦克部队和克格勃行动队,竟然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得羞愧的表示他们愿意投靠叶利钦。议会地下室里一台被废弃的电台偶然的又被修好了,向外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号召莫斯科市民过来保卫自由民主宪政。

然后早已被开除共产党党籍,也并不在苏联中央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也不掌握任何军队,仅仅是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就宣布接管中央政权了。包括副总统总理在内的那八个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知所措了,最后或私下里逃跑,或坐飞机去向仍然在睡大觉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认错投降了,这些威风凛凛的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懦弱无能,象一群可笑的顽童。

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随从从一只破旧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英国记者麦杰思的报告,才知道自己的老板还可以继续做总统。

然后戈尔巴乔夫才开始打电话给部下,宣布自己还是总统,叶利钦应该听他的。但是他的懦弱无能已经让任何人都看不起他了,大家宁肯争先恐后地向一个酒鬼表示效忠,以图一点好处,至少别被撤职或被别人挤掉位子。恐怖无比的共产党统治到了末期就是这样可笑!那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只是一帮可怜的老小孩!坏小孩!

简直就像幼儿园里的游戏一样。其实人老了也就是跟小孩子一样,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都应该有这种经验。看看躲在老鼠洞里像老鼠一样喊“别开枪” 的萨达姆,人人都应该明白,他这个神武恐怖的阿拉伯暴君跟任何一般老人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美国发生一个县民兵首领要叛乱的消息,地方警署的任何一个值班警长马上就会派人去逮捕他。无需向上级请示,也无需接到任何上级的命令,因为这是他的法定职责,处理不当一定会受到审判!警员驾警车就出发了,最多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件事。也没人会感到惊慌,永远也不会有上万人逃跑的景象。

日寇侵华时,经常只出动十几个人去占领一座县城,一般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把几千个老百姓撵的狂奔几十里,摔死累死冻死饿死病死几百个。而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伦理比那个时候还要堕落十倍百倍,一个醉鬼就可以占领一个县城了。

如果这几十年来不是美国人充当义务警察,维持国际秩序,我真的很担心,汉民族腐朽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够抵抗任何一支侵略军!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核武器算什么?如果韩国人想造,凭他们的工业技术水平,都可以造的比中共更多更好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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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恶有恶报

韩干事曾是五中队的管教干事,所谓管教,主要任务就是打人。每个中队一般都有管教官员,管教队副或管教干事,电棍和手铐一般归他管理,别的队长需要这些刑具的时候要向他借用。
韩干事是第一劳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来机智灵活,掌掴、脚踢、肘捣,常常令被打者无法闪避。一年最少要打几千人次。南湖老家处位于宣城境内,一般的队长尽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会往死里打,担心以后受报复。韩干事不信这个邪。为显示自己谁都敢打,他经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顿。韩干事的信条就是鬼怕恶人,所以他决心做一个最恶的人。
一般每个劳教所里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残,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般都要打过几千次人,或打死打伤很多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勋章或奖状,但这个荣耀称号比开枪镇压6-4学生市民的‘共和国卫士’还实惠,比南京大屠杀比赛杀人的日军屠夫更令人畏惧。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爷。就是各级领导知道他们邪恶无比,也另眼相看,给他们面子,轻易不会找麻烦。

劳教队是典型的黑社会,里面的干部,谁凶狠谁霸道谁就有地位,劳教人员家属就把保护费送给谁,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关照和保护。凶恶的干部有了大笔的保护费,自然能够向上级大肆贿赂,所以权力和地位就更加巩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说一个管教干事的地位,在劳教队里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为一般的劳教中队,都有指导员、中队长、三个以上的副中队长,有的劳教队甚至有5、6个副中队长,干事倒是只有1-3个。共产党各部门,早就是头重脚轻,官多于兵,领导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了。

但是韩干事的权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位领导,提拔任何一个三大员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很简单,随便捏一个错,把这个三大员痛打一顿,下大组干活就是了。所以每一个班长组长都明白这一点,都必须送钱给韩干事。

善恶到头终有报。有一天韩干事骑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到宣城一个商店买东西。一个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劳教人员看见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韩干事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已打在头上,韩干事连人带车一起倒下。

这个复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还问韩干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韩干事已口吐白沫,乱翻白眼,这个复仇者才收棍告诉站在一边已吓傻了的女子:“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伤打残了几千个人,你怎能与这种野兽交朋友,早晚会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为了报复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队里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报他一半,留他一条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听原来这个家伙是这种人渣,当即表示该打,然后吓跑掉了。韩干事被踢进臭水沟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女朋友和摩托车都不见了,他挣扎着向路人求救,人们都掩鼻而过,根本没人理他,他这才感到世态炎凉,人们普遍见死不救。

最后他只好挣扎着往医院爬,象一条被打断了三条腿的野狗一样,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医院,精疲力尽又伤得很重,他昏了过去。医院根本不理他,护士医生走来走去没人停步看他一眼。又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正好看见一个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过来扶他起来,带他去看伤,可巧那人没带多少钱,只有打电话到韩干事单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单位同事带钱赶来,才得到治疗。直到三个月后才出院。

这期间韩干事念念不忘控告那个人,但那个人也有关系,最后双方对簿公堂,韩干事找不到一个人证,劳教人员却提供了几十个人的名单,充份证明韩干事邪恶成性,曾经野蛮地殴打了无数人。劳教局害怕事情闹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韩干事撤诉,自认倒霉算了,否则就要开除他。

从那以后,韩干事不再轻易打人了。他终于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4年1月1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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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拾破烂的

我住在一个贫民区里,左邻右舍大多是下岗工人,每个月多半是靠1百多元下岗津贴或另外打点短工维持,生活十分艰难。3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没有一技之长的,几乎是找不到工作的。那些20岁左右的农村青年男女,一天可以工作14个小时,几百块钱的工资,任劳任怨,从来也没有星期天,才是雇主愿意要的。
但是比起走投无路,流落到城市里混穷的年长农民,他们的境况还是好很多,至少有一间小房子住,有一口饭吃。

有一天中午我出门去买点吃的。香喷喷的新疆烤羊肉串吸引了我,1块钱6串,我买了两块钱的,站在烤箱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这时候我注意到不远处一个捡破烂的老人躲在楼角避风处,在啃一块干粮。那老人看起来很老很老,恐怕足有80岁了。我有点不忍,便多要了两块钱烤羊肉串,走过去请他吃。他吃惊地看着我,却不伸手来接。我执意请他吃,他才犹犹豫豫地接过去,我注意到他的两只手都黑乎乎的,尽是冻疮。

我问他:“这么大年纪了,冬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出来捡破烂?”

他凄惨地笑了笑:“我还不到60岁,家里几亩地的收成只够交给乡政府,不然就扒房子。我不出来捡点破烂卖,那一家人还不饿死?又不比你们城里人,听说还有低保吃,至少饿不死。”他又接着说,“谢谢你!我长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吃过烤羊肉串。你能告诉我这附近哪里有自来水吗?我怎么找不着。”

我吃了一惊,连自来水都喝不上!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这个贫民区里,恐怕真找不到自来水喝。公共厕所里的自来水龙头,都被管理员用粗铁丝捆死了,可能就是为了防着农民偷自来水喝。反正我每次上公共厕所,尽管付了钱,一般也是找不到水洗手的。

我请他跟我来,然后请他坐在一排露天板凳上,替他叫了一碗素菜汤,只要一块钱一碗。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自来水喝,为什么不找小饭店要点水喝呢?

“怕人嫌,我们捡破烂的,浑身都脏兮兮的,哪里敢问人要水喝?”

在每个城市里,现在拾破烂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只有无比优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可以制造出来。政府对他们的凄惨视而不见,媒体也从不报道他们的悲惨存在。
他们在每个居民区里转来转去,在每一个垃圾堆上扒拉来、扒拉去。一般城市居民,确实也讨厌他们。看看他们身上的脏,闻闻他们身上的味,想想他们天天趴在垃圾堆里,用木柄二齿铁钩抓出碎纸和脏塑料袋,再用手分别装进两个化肥袋子里,是够令人恶心的。

但是我不然,我一向同情他们。他们虽然脏,但还是凭劳动吃饭,没有损害任何人。在我看来,比起那些穿得体体面面,脑满肠肥,口袋里有大把钞票,一顿饭吃掉几千块,还说‘胃口不好’的贪官污吏,这些捡破烂的干净得多!至少他们不犯罪,他们的灵魂不肮脏!
也许他们此生注定要受尽共产党的专制奴役和残酷剥削之苦,趴在垃圾堆上捡口饭吃,甚至最后倒在垃圾堆里死去。但在他们死后,我相信,不管天堂多么拥挤,上帝都会特意给他们留个干净的好地方,抚慰他们凄惨的心灵!安慰他们悲怆的灵魂!

张林2004-1-16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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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地狱怒火

2000年冬,王庭金到了中越边境,试图为民运开辟一条自由通道。当地政府的一向原则是:只要给钱就可以办理边关通行证,往返中越之间。因为这也并不违反中共的规定。
但是王庭金没有想到,别人都可以这样做,都不构成犯罪,但民运人士不行。所以他先是被诬以‘诈骗罪’被抓,然后又被诬以“偷越国边境罪”劳教三年。这二十年来,只有民运人士未经中共批准出入境,才会被定劳动教养,其他人仅仅被收容遣送而已。

王庭金再一次被送到安徽南湖劳教群。几个月前,他才结束两年劳教,离开那里。回到南湖,他就感到一种诡异的气氛,干部们脸上都有一种如伤考妣的晦气,而劳教人员则暗暗开心。很快他就弄清,原来劳教人员出了一个林冲式的好汉,制造了一起惊天大案。

那时社会上正热放《水浒》,劳教队里到处都在传唱那首主题歌曲,“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在中国,外地人普遍受到严重的歧视,只要听到你口音不对,任何商品都会立刻加价。在蚌埠火车站,有段时间外地中转的客人一下火车,就会被拉去吃饭,不去还不行,混子把眼一瞪:“我请你去吃碗面条还不行吗?这点面子都不给吗?”抓起你的包就拖着走,进到脏兮兮的小饭店,你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一碗粘乎乎的面条就端到了你面前,管你吃不吃,最后你都得付5块钱才能出门,而在一条街以外,这样糟的面条一块钱一碗都没人会吃。

如果你去告状,派出所会让你找工商所,工商所会说那是铁路上管的,反正没人理你,原因很简单,都从中提成!

而欺负外地人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人间地狱劳教队。你除了受到种种残酷的虐待以外,还要另加一份折辱歧视。

一个云南人总是挨一个队长的打,因为他没有钱孝敬这个队长,脾气又倔强,有些文化,对很多恶行看不惯,经常又在劳教人员中揭露这个队长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遭致了更严重的毒打,有几次都差点被打死。

有一天云南人突然逃跑了。按照劳教队的惯例,值班员或班长每个小时清点一次人头,发现逃跑立即报告,然后管理局就会出动数百人在附近戒严,在各路口设置检查,分区域巡逻搜捕。另外还设很多暗哨,埋伏在各地田埂上、山坳里守株待兔,这最后一招最绝,最有成效。

如果3天还抓不到,就解除戒严,因为多半可能因为逃跑者动作太迅速,或者暗哨偷懒睡觉放水了。

其实这个云南人根本没跑远,而是躲在了附近一处浓密的树丛里。等到戒严解除,他忍住饥饿,悄悄地下了山。

那个队长一家四口人正在吃晚饭,忽听有人敲院们,队长老婆就去开门。还没看清面前是谁,队长老婆就被一砖头砸倒在地。队长很奇怪,谁来了?怎么也不说话?刚出门想看一看也被砸倒了,屋里另外两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被砸倒了。

后来的调查表明,云南人接着又很仔细地,一一砸扁砸烂了那四个人的脑袋,然后从容地吃了一顿饭才走,从此杳如黄鹤。
直到王庭金3年后解教回家,这个云南人也没有被找到,这个案子也就悬在那里了。

这个社会没有公正解决矛盾的机制,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专政机关朝钱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积累久了,自然形成深刻的仇恨。就象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弹起来越猛。当年秦王朝、蒙古军、苏联共产党何等雄壮,何等令人恐怖啊,但是转瞬之间,就灰飞烟灭。

萨达姆10个月之前何等威风,何等不可一世啊!但是就在上个月,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躲在老鼠洞里颤颤巍巍地尖叫:“别开枪!”充分暴露了专制独裁者怯懦和愚昧的本质。

如果布什亲自兼任白宫警卫队长,美国人民一定会哈哈大笑!所有的笑声形成共振,会震倒白宫,即使布什侥幸没有受伤,逃出白宫,参众两院也会立刻作出决议,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但是中国不同,听说军委主席江泽民最近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的政委,可见中国社会越来越不安全了。前两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地位和待遇相当于国家副主席,不就是被自己的警卫员用砚台砸死了吗?

危险日益临近!老百姓还有什么资格担心犯罪猖獗、爆炸、井喷、煤矿塌陷、宝马车突然撞过来,连军委主席,78岁的老人家,都要自兼警卫,日夜枕戈待旦,紧紧握枪在手,可见这个社会多么危险!还有什么人可以被信任!还有什么人肯定不会半夜袭击你!中国还有一张可以安然睡觉的床吗?

张林2004-1-10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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